这些年，我一直在探寻中国企业失败的基因，现在，我称之为“中国式失败”。 “中国式失败”的前提是，存在一个独特的中国式商业环境。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一直处在一个剧烈转型的时代，法制在逐渐的建设和完善之中，冒险者往往需要穿越现行的某些法规，这造成很多商业行为都将在一种灰色的中间地带运行，企业家将遭遇商业之外的众多挑战。 与此同时，这还是一个有“资本身份”的环境，跟几乎所有发达的商业国家不同的是，我们拥有一个强大的国有资本集团，它们构成了这个国家最重要的资本支柱力量，对这部分资本的变革、壮大与保护是中国企业改革最主要的方针和使命之一，与其相伴随的是，国际资本在中国一直受到税收等多个方面的优厚，而萌芽于民间的民营资本力量则在成长的过程中处于不利的地位。三大资本在中国经济舞台上的博弈，构成了所有经济现象的内在动力和表象的根源。很显然，对于处在竞争弱势地位的民营企业家来说，他们必须学习着去警惕及防范纯商业思维之外的种种风险，这种环境及所需要的应对智慧，并非是西方管理思想及欧美大牌商学院所能够教授的。 正因如此，“中国式失败”在很大程度上便表现为具有浓烈和独特中国式特征的政商博弈，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三种博弈景象： 一、 产权清晰化过程中的政商破裂。从1998年起，中央开始实施“国退民进”战略，国有资本逐渐从完全竞争性领域中次第退出，大规模的企业产权变革由此开始，据国资委的统计，从1998年到2003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户数从23.8万户锐减到15万户，减少了40％，这些企业要么消失，要么就改变了产权属性。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地方的政府与企业家之间发生了清晰化思路上的分歧，最终，前者因种种原因选择了抛弃后者的战略，这种破裂直接导致了企业的快速衰败。科龙、健力宝两案堪称经典，这两家企业都是在创业型企业家和地方政府的双重努力下成长起来的，而最终因政商沟通破裂而酿造悲剧。 二、 宏观调控中的利益分野。在中国企业的发展经验中，宏观调控往往成为一个半周期性的因素。从1981年开始，中国经济每隔三到五年必有一次宏观调控，而每次整治的重点对象便是民营企业。近年来，随着国有资本在垄断性行业中的权重越来越大，其调控的行业性排斥特征也越来越明显，有些民营企业冒险突进上游重工行业或垄断性领域，其政策风险便往往大于任何经营上的风险。在2004年春夏之际，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的宏观调控，在重点治理的行业中，便出现了很多著名的败局，如资金市场的德隆、房地产的顺驰、钢铁行业的铁本等等，它们都因对宏观形势的判断失误而马失前蹄。

三、 地方利益格局中的牺牲者。香港的张五常教授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整个儿就是区域激烈竞争的产物。这种态势直接刺激了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从而形成了一股自下而上的改革浪潮，同时，它也在客观上造成了资源的区域性分割，各省市以邻为壑，楚汉分明，而那些试图通过全国性布局以形成整合优势的企业则很可能在无意间陷落于这种利益之争中。在华晨案例中，我们看到中国汽车产业最富想象力的企业家仰融如何失陷于此。 诞生于市场竞争领域的民营企业在政商博弈中的弱势地位有目共睹，企业家为之付出的教训也可谓“血流成河”，企业家冯仑甚至认为：“面对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只有始终坚持合作而不竞争、补充而不替代、附属而不僭越的立场，才能进退裕如，持续发展。”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如何有技巧地游刃于越来越错综复杂的政商博弈之中，将考验中国企业家的最大智慧。 在中国，企业家应当与政治保持怎样的距离，这是一个已经被谈论了将近三十年的课题。中国的经济成长越来越呈现出国家商业主义的特征。在未来的数年内，财富积累的重点将主要在两大领域展开；其一是以互联网和移动信息技术为中心，将诞生大量的新产业和成长机会，很多传统行业将在这种变革中急剧洗牌，利益将在新的交易平台上被重新分配；其二是以垄断性资源为中心，将发生一系列的资本重组活动，拥有这些资源的政府将把大量的垄断机会进行市场化出售，而在这一过程中，跨国公司以及民间资本者的政治博弈技巧便显得非常的重要。往往，巧妙腾挪与弄巧成拙只有一线之隔，一朝得手与稳健拥有不可同日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