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时代是制造业雄霸天下的时代，市场的价格、利润分配和质量标准等等人们普遍适应的规则由制造业决定，但是沃尔玛的崛起改变了这一历史。美国《商业周刊》认为“他们正在告诉包括最大的制造商在内的所有制造商应该生产什么、产品应该是什么设计和尺寸、装运多少以及什么时候装运”。

　　“国际标准”曾经是许多人引以为自豪的词语，但在WTO 的框架下，以低于任何成员国国家标准的门槛来消除一切民主国家保护公民健康的藩篱，即便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也不能避免。而作为掌握了销售终端的世界最大企业，沃尔玛正在依照所谓的“国际标准”行销世界。我们能不能建设一个美好的、和谐的没有沃尔玛的世界？

　　昨天的世界

　　著名的反思全球化的学者戴维·C·科顿在《当公司统治世界》一书中指出，“现代公司是15世纪和16世纪英格兰与荷兰的大商业公司的继承者”，“这些大商业公司是承担有限责任、共同持股的，王室授予它们牌照，使它们有权以一个真正的国家的身份来处理在外国地域上的大量事务”。

　　在这样的背景下，1602年，荷兰王室给东印度联合公司颁发牌照，授权该公司垄断经营从好望角到麦哲伦海峡之间的所有荷兰贸易，该公司享有签约与结盟、拥有武装、占有领土和建筑城堡等在内的君主式权利。因此，该公司击败了英国舰队，赶走了葡萄牙人，占领了东印度(今天的印度尼西亚)，制定了一种贷款制度，使借款的种田人最终失去其土地所有权，获得了大量印度尼西亚的土地。随后该公司禁止在非荷兰人控制的土地上种植丁香，当地人无法在岛上剩下的贫瘠土地上获得足够的粮食，只有向该公司高价购买大米，导致了地方经济的衰败和人们陷入贫困境地。

　　再来看英国的东印度公司，1784年以前，印度就一直被该公司当作私有财产统治着，19世纪早期，该公司从中国进口了茶叶，同时将鸦片非法输往中国，从而导致了1839年到1842年的战争，从中国手中夺占了香港岛和大量的赔款，还打开了东部五个城市的通商大门。英国人在中国犯罪由英国法庭审理的制度确立，让该公司拥有了向中国输送更多鸦片毒害中国人的机会。

　　在17世纪和18世纪，英国国会是由富有的地主、商人和工厂主组成的，它制定了许多法律，意图是保护和扩大公司的权利。有一套法律规定，所有英国殖民地从欧洲或者亚洲进口货物都必须途经英国，所有殖民地出口的规定产品首先都必须运到英国，海运法也规定所有进出殖民地的船运货物必须由英国人或者殖民地船员控制的英国或者殖民地船只运送。

　　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的独立战争就不仅仅是反抗英国王室的战争，更多地成了反抗英国公司的战争。伦敦公司成立于弗吉尼亚，曾有一段时间把该殖民地作为公司的财产进行控制；马塞诸塞海湾公司控制着新英格兰地区的贸易权与殖民权；而哈德孙河湾公司是为确保英国对北美哈德孙河流域毛皮贸易的控制而设立，对加拿大一带的地区进行殖民起了重要作用。

　　因此，1776年签署的美国独立宣言和同期出版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一样，“它们都以自己的方式对那种夺取不应得的利润和禁止地方性企业的市场残酷统治提出了挑战”，美国宪法创立了政府分权机制，通过精心设计，建立了一个控制和均衡系统来限制联邦权力的滥用，“宪法没有提及公司，这显示宪法的起草者们并没有预见到或者没有打算让公司在这个新国度里扮演重要的角色”。

　　科顿在书中描述了美国成立后的状况——在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里，几乎没有人认为公司是必不可少的或者是无可避免会出现的，尽管当时商店、合作社和劳动者自有企业很普遍，但家庭农场和小商号却是经济的主流，“当时有一个很流行的观念，那就是认为要保持投资和生产的地方化和民主化”。发给公司执照的权力被留给了每个州的政府，执照中的许多条款以及许多相关的法规，限制使用公司手段聚集过多的个人权力，获得执照的公司处在市民和政府的严密监管之下。

　　科顿认为，美国内战是公司权力的转折点，公司在军事采购合同中获得了巨额利润，公司利益集团就可以通过这些利润在动乱和失控的政治腐败中来购买法规，“这些法规规定公司大量拨款和土地来扩建西部铁路系统”，“利润越多，新兴的工业家阶层就能够加强他们对政府的控制力度，从而获得更多的利益”。

　　亚伯拉罕·林肯曾经在葛底斯堡的演讲喊出了“民治、民有、民享的政府将永世长存”的口号，他预言：“公司已经被推崇备至了……高层腐败的时期将会来临，金钱权力集团将试图通过影响人民的成见来延长自己的统治……直到财富集中到一部分人的手中……和共和国灭亡。”

　　南北战争后，林肯很快就被人刺杀了，美国总统职位的角逐开始成为公司的角力场——1876年美国的总统选举，就因为公司的秘密谈判和暗中安排而变得乌烟瘴气，最后胜出担任总统的拉瑟福德·海斯说：“现在的政府不再是民治、民有和民享的了，而是公司治理、公司所有、公司享有的政府了。”

　　公司逐渐地在一些立法机关中获得绝对的控制权，从而可以真正地去改写那些压制着他们创造力的法律，使公司获得永久性的牌照，有权以任何方式经营法律没有明确禁止的领域，而市民干预公司事务的权利被取消，共同的福利被理解为总产量的最大化，而不管生产了什么或是谁受了伤害。在1888年到1908年期间，工业部门里发生的事故导致了70多万美国工人死亡，大约每天就有100人丧身。

　　公司统治的世界遭受了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强烈反对。他1933年当选总统时，1920年代企业过度膨胀和经济大萧条所造成的农民、工人、老年人、黑人、妇女和其他人的生活困难在美国激起了一股政治和文化激进主义的浪潮。而在罗斯福之前，列宁领导了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并取得了胜利，并建立了一个强大的苏联，对世界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后1949年中国革命的成功，更加强了非公司统治世界的力量。而这种力量的改变从意识形态上加剧了西方的危机。

　　罗斯福担心这种浪潮有可能颠覆整个政府系统，他推动了一系列的改革来挽救这一系统，国会通过了他的《全国工业复兴法》 (NIRA)，要求政府在经济复苏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单靠市场力量似乎无法应对这些危机。但这个行动被美国最高法院否决，1935年5月27日，美国最高法院宣告《全国工业复兴法》无效，并裁决各州不得设立最低工资标准。

　　该裁定是过去一百年以来美国最高法院将企业和公司权利置于市民和人类权利之前的模式的延续，使罗斯福更加愤怒更加激进，他开始摧毁公司垄断，加强商业和银行法规建设，推进立法为工人的权利提供更强有力的保护，启动公共就业计划，实施社会安全网，对美国的制度进行了更彻底的改革。

　　1980年罗纳德·里根当选美国总统。当时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已经进入了美国市场并取得了很大成功，世界各国政府积极支持本国工业，采取了保护主义和限制外国投资等措施，并执行严格的环保和劳工标准。而在美国国内，政府对公司和投资者的收益征收高额的税收。这使得美国公司在国际竞争中受到双重束缚。里根总统的任务就是重振美国经济，构建一个美国领导的世界经济和政治新秩序。

　　里根的具体措施——在国际上推行自由贸易体制，利用通过美国控制下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议，应该以南方国家允许外资进入本国的方式，来重建债务过重的南方国家的经济。这项结构调整政策取消了从北方国家进口的障碍，减少了外资投资的限制，使南方国家的经济和北方国家主导的世界经济紧密地融合到了一起。

　　在国内政策上，里根政府的政策是不让美国政府在经济计划中发挥任何作用，采用的方法是大量削减富人的税收，取消对公司合并和并购的限制，环境和劳工标准执行的力度下降，削弱工会的力量，减少工人的工资和福利，压缩公司的劳动力规模，将生产线转移到国外以便从廉价的劳动力和宽松的制度环境里获利。

　　里根政府的政策导致了西方所谓的广泛繁荣，使美国成为世界各国羡慕的对象。但里根总统的政策并没有让美国繁荣多久，1987年10 月19日美国股市崩溃之后，美国经济的黄金时期被经济萧条的烟雾所笼罩，老布什总统通过1991年的海湾战争，让美国的经济持续增长了将近10年。 1997年，以美国为基地的国际游资制造了东南亚金融危机，而这场危机导致的世界经济萧条又使美国经济陷入停滞，美国就在1999年通过轰炸南斯拉夫的军事行动，使美国经济实现了新一轮增长。

　　令人揪心的是，这次靠战争拉动经济的增长并没有持续多久。到2001年，美国经济再次进入萧条。随后发生了震惊世界的9·11事件，而后就是美国攻打阿富汗的战争和攻打伊拉克的战争，一直延续到现在。

　　今天的全球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联合国，虽然每个会员国都在这个被寄予厚望的机构大会里拥有一个投票权，但这样的表决权并没有任何强制性的意义，真正采取行动的权力属于安理会的15个主要国家，联合国大会常常只是一个辩论的场所——这是一个很尴尬的位置。在全世界人民都在欢呼一个国际新秩序到来的时候，当爱好和平的人们在欢呼世界和平似乎转眼间就能够实现的时候，由强大国家制造的血泪溅满了世界，而联合国无能为力。

　　联合国既然没有主导世界，那是谁主导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世界？众所周知，二战结束以后，建立在联合国框架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主导了世界。成立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贸总协定(WTO)的这次会议1944年由44个国家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维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召开，与会代表认为，要防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以武力形式解决争端，需要把整个世界统一在一个相互独立和经济繁荣的网络之中。当时会议的创建者还有一个目标，就是在美国的领导下建立一个开放性的全球经济体系，从而使美国能够在没有挑战的情况下获得全球的市场和原料。

　　这次会议促成了三大国际机构的成立。它们虽然都是受联合国任命的特殊机构，但都独立于联合国而自行运作，治理和管理程序都极为秘密，小心地躲在公众审查和民主讨论之外。

　　在实际的运作中，世界银行是专门为北方国家提供出口资助的制度设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是北方国家金融机构的收债人；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则为公司创建并实施权利保护法案，使世界性大公司自身的事务不受人民、社区和民主政府的干涉。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全球金融体系的监控者，面对无法偿还贷款的国家，他们就像法院任命的清算接收员一样，在真正的破产国家和国际贷款之间设定了财务结算的条件——在结构调整的名义下，将一整套政策应对方案强加给了负债国，要求进行彻底的经济改革，引导更多受调整的国家资源和生产活动去偿还外债，将公共财产和服务进行私有化，调整进出口方面的限制和关税，以提供津贴的方式吸引外国投资，推行对全球经济更加开防的国家经济体制。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这项政策促使非洲和拉丁美洲进行调整的国家在1980念道1987年之间人均政府总支出在下降，但用于支付利息的份额却在上升，拉美政府预算中分配给利息支付的比重由9%上升到19.3%，而非洲从7.7%上升到12.5%。虽然调整后的国家都出现了较高的经济增长，但这些国家的国际债务和贸易赤字却在上涨，社会状况在恶化。

　　陷入危机的国家需要吸引更多的外资进入，政府压制工会，降低工资、福利和劳动条件，为外国公司提供了特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