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86年，律师身份的他成功地将意大利著名品牌贝纳通引入中国，开启了外资品牌进入中国的先河。 之后，他为几十家《财富》500强公司以及许多欧洲、日本和美国公司在中国数以百计的投资项目，提供法律帮助，这其中包括协助家乐福进入中国以及完成其在中国的重组；协助欧莱雅收购小护士、羽西等。 他还先后代理过中国北方工业公司、中国远洋(14.45,0.18,1.26%,吧)运输公司等在欧盟建立公司和营销网络的法律业务，帮助众多中国企业排除国际化发展道路上的障碍；曾参与中国化工进出口公司在中东并购油田资源等多项国际并购，打赢过数起国际官司，为中国企业争来了公正。 有人说，他是中国企业国际化道路上不可缺少的指路人，他也一度被人称为“跨国生意的幕后人”。 今年，从7月30日到8月24日，他将作为北京奥运会体育临时仲裁院12位仲裁员中唯一的一位中国籍仲裁员，在北京亲身参与奥运会。 他就是陶景洲。 参加奥运仲裁，被陶景洲认为是学习国际体育仲裁的机会。“人们对奥运会都有很高的热情，我当然也不例外。因为奥运牵扯的东西方方面面，包括交通、饮食、宣传、赞助等，所以它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体育赛事，而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活动。通过参加奥运仲裁，可以了解体育仲裁法律的事情，帮助我未来更好地做商事仲裁工作。”7月27日，陶景洲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如是说。 中国第一位“奥运仲裁员” 2008年5月13日，当熊熊燃烧的奥运火炬到达中国，国际体育仲裁院宣布了北京奥运会临时仲裁院的仲裁员名单，陶景洲从国际体育仲裁院270位常任仲裁员中脱颖而出，和其他11位来自法国、美国、瑞士等国家的仲裁员一起，将为北京奥运解决各种争议。他的推荐人包括国际商会仲裁院主席Pierre Tercier教授，以及前国际商会仲裁院主席和北京奥运会临时仲裁院主席Robert Briner博士。 早在1983年，国际奥委会就建立了国际体育仲裁院，负责处理运动、单项协会、国家委员会、国际奥委会和运动员之间与体育赛事有关的冲突，具体包括反兴奋剂、参赛资格、裁判结果，以及如果某一代表队放弃比赛剩下的参赛资格如何分配等问题。从1996年开始，每届夏冬季奥运会，国际奥委会都会组织临时仲裁机构，就近解决这方面的争议。除了独立、公正的要求外，仲裁员还要具备良好的语言能力，并在仲裁行业或体育赛事方面享有较高威望。 作为国际法律界公认的仲裁专家，陶景洲从1985年起开始从事有关中国的国际法律咨询服务，在国内工作的时间已经超过17年。 在谈到成为临时仲裁员的原因时，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因为我做国际仲裁做的比较多，尤其是国际商事仲裁。当时有人问我，北京要举办奥运会了，你不想去参加北京奥运会的仲裁么？体育仲裁我从未接触过，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尝试，当时我就向国际体育仲裁委员会提出了申请。奥运会临时仲裁院的主席Robert Briner先生，原来曾担任国际商会仲裁院的主席，和我相识多年，所以他就自然想到我了。所以选上我主要是天时、地利、人和。” “奥运仲裁就是要快” 临时仲裁委员会的任务十分繁重，仲裁员要处理的问题也十分繁琐。陶景洲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透露，“在奥运会开幕前十天，仲裁机构已经集合，一起开始工作。现在每位特别仲裁员都要24小时待命，都配备了专用电话，电话一响就证明有案子来了，一般两三个小时之内要组庭，仲裁的结果立即生效。这无疑对仲裁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尽快做出裁决，而且要保证裁决的公正性。” 陶景洲说，与商事仲裁相比，体育仲裁最大的区别就是快。“24小时内必须做出裁决，但商事仲裁可能24个月都做不出来。另外，在一般的商事仲裁情况下，基本上是一方指定一个仲裁员，对方指定一个仲裁员，然后仲裁员一起指定一个仲裁员，或者是仲裁机构的主席指定一名首席仲裁员。体育仲裁里面这3个仲裁员都是主席指定的，因为双方指定仲裁员会造成时间的浪费。” 为本土企业营造竞争环境 陶景洲能够成功参加奥运临时仲裁，来自于他从业24年法律执业生涯所积累的丰富经验。目前，他是美国众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在这之前他是另一个国际律师事务所中国区的执行合伙人。 1982年，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后，陶景洲到巴黎第一大学学习，是恢复高考制度后的最早公派留学生之一，也是进入法国律师界的第一位中国人。1986年，28岁的陶景洲便帮助世界时装界巨子贝纳通进入中国市场。意大利著名企业家、参议员贝纳通在其自传中也对他赞誉有加。 1991年9月9日，陶景洲加入高特兄弟律师事务所并调往北京工作，回国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建立麦当劳在中国的第一家店。在这之后，陶景洲先后帮助几十家外商独资品牌进入中国：家乐福、龙徽葡萄酒、宝洁、可口可乐，诺基亚在杭州的第一家工厂，这些合资、外资企业给中国带来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 对此，陶景洲与《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交谈时感慨万千：“和当时国内的本土企业相比，这些合资、外资企业的技术级别完全在另外一个档次上，代表了全新的理念，包括对商标的认知程度，商标的含金量和重要性，对产品质量的要求等。比如，家乐福整个经营的物流系统、供货系统、储存系统、售后服务系统，完全是一种全新的商业理念。中国企业不能完全满足于产品几十年一贯制，而是要不断推陈出新，这是这些外资品牌带给国内本土企业的改变。” 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陶景洲见证了外商进入中国投资的各个阶段。“外商进入中国投资经历了三个阶段。”陶景洲对《中国经济周刊》介绍说： 1977年—1990年，外商投资中国以合资为主，独资特别少。当时港台企业进入内地投资比较多，主要源于当时外商对当地政府不了解，对中国的政治制度不了解，国内法治也不健全，外资担心比较多，投资区域主要在沿海，广州最多。 1990年—2000年，外资以独资方式进入中国的趋势加剧，前期合资双方矛盾开始产生，经营理念和经营战略上的不同使得双方管理中产生摩擦，前期的投资初见成效，中国的消费能力也在增加，独资代替合资成为外商投资中国的主流，外资大举进入中国市场。 2001年至今，外资全方位进入中国，外资企业对其在华投资进行优化重组和兼并收购。2001年中国入世，做了很多承诺，取消了许多贸易往来的限制，加上中国消费水平大幅提高，比较富有阶层的出现，加上行业性限制的撤销，除了银行、电讯、保险、新闻等若干限制区域，其他很多领域都对外开放。 “当时很多客户要求我们帮助其重振中国战略，把合资企业转为独资企业。就目前来看，消费品在中国都是按照100%、200%的速度增长。很多消费品大品牌未来在中国的经营战略扩大，未来消费品领域外商投资仍会加大力度。外资企业引进了技术、资金、人才，并创造了有利于国内企业成长的竞争环境。”陶景洲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