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8月3日，EMI唱片与合作伙伴Typhoon唱片昨日联合对外公开声明，前任EMI亚洲区总裁郑东汉以Typhoon Group总裁的身份与EMI总公司达成协议，成功以9位数字港币的巨资全面收购EMI在大中华区的所有股份，其中包括台湾EMI唱片、内地步升大风音乐以及香港金牌娱乐，成立“金牌大风音乐集团公司”，成为第一家由国际公司转型的华人音乐集团。 郑东汉是整个华语音乐行业中大哥级的资深人物，经历过唱片工业的起伏跌宕。业内不少人认为，郑东汉花数亿买下百代是明智之举，他在低迷的时候购入百代，同时又赚得噱头，待风头一转时，逮着合适的时机和操作模式，很有可能一跃而起。比如太合麦田音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宋柯，私下里和郑东汉很熟，非常看好金牌大风音乐：“金牌大风一定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它将是华语音乐公司的一线主力队员。” 在过去的两三年里，传统的音乐售卖渠道盈利在直线下降，基本上瓦解；而新的数字音乐渠道又没有真的形成足够有规模的商业模式，造成整个音乐产业处于低谷。 然而，易凯资本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易王冉却乐观地预测，从奥运会之后直到明年，中国演艺市场将会出现报复性的爆发和增长。当然，这些潜力都基于中国经济即使保持软着陆、增长放缓，但是不会出现经济衰退的前提。“我觉得从音乐产业本身来讲，虽然短期内不会有质的飞跃，但是最黑暗的时候已经基本上过去了。”王冉说。 百代败走中国？ 百代的撤出，无疑和整个唱片行业的大趋势有关系。与此同时，国内目前版权保护不完善，不少公司的盈利模式要变成数字音乐营销为主，大的唱片公司在版权销售收入的保障完全要靠人文公关去实现，外国人基本无法适应这种情况。故此多年来，海外几大唱片公司在华的业务都处于低靡状态。 曾任华纳唱片副总兼音乐总监的宋柯，对海外公司的在华策略颇为熟悉。宋柯认为，国外模式肯定不适合中国目前的状态，因为当前行业受到整个文化、历史和政治体系的很大影响。无论是行业的产业规模还是商业规则，中国都比较稚嫩。稚嫩，就有它的特殊要求，就要有那些很时时的应对方式。“我原来在华纳做，知道国际公司的全球战略，它肯定是根据全球市场的状态去确定的，所以我们不能奢望他们为了大中华区或者是中国去单设一个新的全球战略。” 宋柯甚至认为，既使在以后中国市场情况好转的情况下，跨国公司将全球战略围绕中国市场制定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因为这还有一个企业文化体系的问题。传统四大国际音乐公司，在这方面都多多少少受到一些困扰。 “要想好好解决这个问题，要么就是像我这样的高管，离开四大体系，出来做分公司；当然像郑东汉大哥那样的方法更好，这样百代的整个资源和品牌还会得到很好的延续。所以我觉得，目前来看，这场收购案是解决国际公司在大中华区这种特殊市场运作的一个很好的案例。” 在宋柯看来，中国音乐产业真正的救星或者领路人，其实应该是本土产业的一些人士。因为四大公司不管是在亚太区还是大中华区，其首要任务是把它们全球的产品放在中国来做销售，其次才是去挖掘本土的艺人和本土音乐。 “如果要他们把侧重点由全球转变成本土，我觉得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在目前这个阶段下，我认为这样的策略很正常。我觉得本土公司还是有一些优势，这种优势其实不光是在大中华区。在亚洲，包括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都是咱们自己的地。”据宋柯分析，日本、韩国、印度，基本上这些拥有比较大的市场的国家或地区都是本土公司在占据主要的份额，甚至占据第一、第二大公司这样的市场地位。 世界上除了欧洲和美国以外，许多地方也是本土公司占主导。比如俄罗斯、美洲或者拉丁美洲这些国家和地区，也是本土公司在做大。 “大家以前把国际四大公司想得太高，觉得他们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其实从以往的经验来看，也不见得是这样。更别说现在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在新兴的商业模式和行业规则转变的期间内更是如此。跨国音乐公司的全球战略不可能按照我的基本想法去做，也不可能拿出特殊的政策与其市场全球化策略相悖；而对于本土市场来说，如果非得遵循美国或者是欧洲的商业规则，也是不对的。”宋柯说。 策略规则两两相悖，这正是在2004年宋柯出走华纳的直接原因。 据业内人士透露，很多时候，越是跨国公司，越会有更多的公司内部政治和权利斗争，将很多精力花在内耗上；而全球性跨国公司的很多条条框框，对中国的音乐人有很多束缚，导致双方不能进行良好的合作。 数字音乐时代奔涌而来 由于现在盗版很猖獗，大部分音乐公司不能指望靠版权收益或者是做唱片来过活。如今的数字音乐已经取代了唱片，唱片业已经基本上没有什么销售量了。以前的唱片都是动不动就卖50、100万张，而现在能卖出2、3万张就已经很不错了。 宋柯毫“不客气地接受”了腾讯娱乐记者对其贯以的“数字音乐领军者”的称号。在太合麦田刚成立的时候，宋柯就提醒大家注意，“太合麦田不叫唱片公司，叫音乐公司，”这似乎已经表明了宋柯对唱片的看法。唱片只是音乐其中的一个载体而已，而且在急剧的萎缩。数字音乐一定会取代唱片成为未来音乐消费的主流方式。音乐唱片，也许将成为音乐产业附属的宣传品或者是发烧友的收藏品。 正是抓住了数字音乐这个机会，让太合麦田近4年快速成长。宋柯透露，现在数字音乐的获利差不多占到太合麦田全部收入的30%以上。如果单从歌曲本身的版税收入上来讲，与传统方法相比，数字音乐已经占到70%。 而以数字音乐为主打的EQ公司，其总经理秦天向腾讯娱乐透露，数字音乐占到公司全年产量的70～90%之间。 因为背靠华谊影视和华谊广告公司等有力资源，华谊音乐公司一向长于音乐和艺人的传统模式打造。同时，由于华谊音乐公司拥有自己的发行公司，不必与另外一个发行公司分流利润，从而可以保证在发行唱片过程中获得最大限度的收入。因此，华谊音乐在数字音乐上的收入还相对较低。“如果没有发行公司的话，一张唱片做完以后，可能外面的发行公司能给你两万张的保底就不错了，两万保底的话，平均一张唱片３元钱，我可能只能收回6万元钱。而因为我们有发行公司，可以尽可能的回收投入到这张唱片的成本，加上如果艺人也够强的话，他的商业演出和商务活动，会带来更多的收入。”华谊音乐公司总经理袁涛分析，“如果数字音乐的收入达到公司总收入的70～80%的话，我觉得这个挺可怕的。艺人的其他价值完全得不到发挥，只靠下载了。” 不过，袁涛也向腾讯娱乐记者坦陈，数字音乐是华谊音乐很重要的收入途径之一，他预测，2008年，数字音乐带来的利润基本上能接近华谊公司全部利润的50%。华谊音乐目前对数字音乐越来越依赖，将增大对数字音乐项目的投放。 在2008年4月，中国移动开展百城巡演的竞标项目，以往华谊对这类活动往往是忽略的，而此次则非常重视，“只要做一场我就会挣一笔收入。因为拿到的场次越多，你的利润就会成倍地增加。”据袁涛透露，100场演出最后竞标的结果，在华语区中，“环球的场次位居第一，华谊第二，而太合麦田排在第七还是第八名。但是我们不能把数字音乐当做唯一的收入来源，如果公司只靠这一样挣钱的话，就危险了。”袁涛说。 如今数字音乐的主要营销推广渠道还是CP（内容提供商）和中国移动在彩铃上的合作。如今ＣＰ（内容提供商）和中国移动合作的模式与以往相比，变得更加多元化。以往CP必须要通过SP（服务提供商）这一中间环节，而现在ＣＰ自己已经可以直接介入了。同时，所得收入各方的分帐比例，也开始产生变化。 以往CP分成的比例相对较少，据宋柯透露，就太合麦田的情况，原来的彩铃收入百分比中，移动拿15%，剩下的85%是正常情况下是SP和CP是对半分，各拿42.5%。 而有些势力相对较弱的音乐公司的获利分成就更为可怜，有业内人士告诉腾讯娱乐记者，彩铃收入中，移动先要砍去５０％，在余下的５０％收入中，ＣＰ与ＳＰ进行二八或一九分成。而现在由于许多地方跳过了ＳＰ环节，CP对运营商直接是50%对50%的分成。 但是事实上，如今彩铃下载业务的增长率正在逐年下降，这一产业增长空间的天花板已在可见的将来。而各方利益关系者在账目以及营销管理等环节还可能比以前面临更多的问题。“都说数字音乐是音乐产业未来的发展趋势，但是现在这个模式根本就没有理清楚。”秦天告诉腾讯娱乐记者。 袁涛的话则更加直白：“我会很坚定地做传统部分，我不会丢掉它的。其实数字音乐时代还没有完全真正来临。如果数字时代就是像现在这种的情况的话，中国的唱片公司全死掉了。” 新型音乐模式探路 早在4年前，在数字音乐中发现金矿的宋柯就在不断地探寻一种可良性循环的商业模式，“但是直到现在，我还是没有找到。” 虽然当前的数字音乐的获利渠道主要还是局泥于彩铃，但在这两年，彩铃以外的无线业务以及和互联网上运营也在慢慢展开。但是，新的商业规则并没有被各方认可，到底哪一种消费模式更合理，可能还需要等一段时间。 数字音乐模式的新路子很多，互联网平台、互联网和手机结合以后的新平台，互联网和传统媒介的互相结合的平台……新鲜的排列组合模式带来N种可能。但现在各种新组合在技术上和商业模式上都不能达到完整和完美。除了一些技术上的难题，商业模式不清楚是主要原因。从生产产品到产品最终被售出，与这条商业链条有关的利益各方，利益分配依然不够合理、不够均衡，有待市场调节。真正好的商业模式不是博弈来的结果，而是市场调节下的各方妥协的结果。 而这种调节绝不能仅靠音乐公司的作为，可能还需要渠道商、中间商等等各方努力。当各方市场的需求到一定程度以后，市场能量一旦形成，就会在各种商业环节的调整下，找到更好的方式，并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稳定下来。“但现在大家明显感觉到并没有稳定。比如说咱们打牌，斗地主，肯定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做了规则上的再改善和再确认，而且所有玩的人都认可了，最后形成基本规则。而我们这个行业现在就面临着这个问题。”宋柯形象地打了个比方。 模式一：广告收入开拓数字音乐版权交易 就在郑东汉收购百代后的第三天，8月5日，谷歌中国和巨鲸音乐网正式宣布，在谷歌中国的整合搜索推出音乐搜索功能的实验版。此项新功能通过由巨鲸音乐网提供音乐内容、谷歌提供搜索技术、音乐界与巨鲸音乐网分享广告收入的模式来满足中国用户不断增长的互联网娱乐需求。谷歌证实，确认将对巨鲸网进行投资，但没有透露此次投资的具体细节。 在合搜索音乐功能实验版中，先期囊括了上百家唱片公司的数万首中文歌曲，用户在google网页搜索框内输入查询内容如歌手、歌曲或专辑名称，在第一条搜索结果中就能一次到位的找到来自这些唱片公司相应的合法音乐内容，试听或者下载高质量的正版音乐。 百度在中国搜索市场占据垄断地位，主要一点就是提供了免费的音乐下载。音乐搜索服务一直是百度最成功的业务之一，该业务的流量占到网站总流量的7%。 据最新的CNNIC报告显示，网络音乐已成中国网民的第一大网络应用，使用率达到84.5%，用户量高达2.14亿人。网络音乐是中国网民的重要娱乐方式，也是促进网民群体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之一。 易凯资本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王冉，是巨鲸获得谷歌的巨额投资和双方合作的直接促成者。王冉向腾讯娱乐记者透露，目前谷歌愿意牺牲一些短期的利益，把更多的利益倾斜给版权提供方和巨鲸，现阶段将不参与广告分成。“这还是比较长线的一种做法。” 王冉认为，靠广告收入来支撑整版消费的模式，可能将是未来一段时间内引领市场的模式，“因为用户希望免费，但是音乐内容制作方也需要有收入。对于这种方式，以前大家更多地停留在论证可能性上，现在谷歌迈出了这一步，真的去做了。当然最终的结果肯定还需要市场和用户的检验。这个模式开辟了一个新时代，一旦这个模式在中国获得了成功，谷歌有可能把它推广到全球。”王冉说。 在王冉看来，彩铃业务增长速度已经放缓，而网络广告的增长非常强劲。从这个意义上讲，如何更加有效地向目标客户进行广告投放更为重要。而音乐作品是非常好的载体，它可以增强目标广告的投放的可靠性和针对性。 而宋柯对这种CP靠广告获益、用户免费消费产品的模式持保留态度，即：便宜没好货的观念。“这种模式在当前特殊历史的情况下是合理的。但是，反正我从小就知道，免费的东西不好吃，也不好用。这是一定的。全世界都是如此，包括中国在内。” 谈及中国的用户业已形成的免费消费音乐的习惯和百度模式，宋柯认为，不论百度方式是否合法，对消费者来说，付费消费的方式将更合理、更方便、更便宜，任何领域都是这样。“咱还拿互联网说事，互联网的收费邮箱、免费邮箱现在都有，但是说实话，当你有稍微一点专业的需求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免费邮箱没法儿用，还是需要申请大容量的邮箱。音乐消费也是如此。” 模式二：单曲下载 单曲销售模式基于数字消费的习惯，也是现在一些音乐公司常常试水的热门模式。以前做专辑的时候，其实十首歌里面大家真正记得住也就顶多两三首，现在EP发行模式会提高推出新人的效率。 太合麦田是单曲销售的实践者和拥护者。传统音乐领域的的人比较留恋唱片，因为它的模式已经很成熟也很成功。即便是在中国这么多盗版的情况下，音乐公司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还是能享受到这个模式的好处。 “现在有些歌手还是很想做专辑，但是我总对他们说，专辑其实是不合理的。”宋柯又开始举例子：“比如我只想喝一瓶可乐，而你非要搭我八瓶雪碧，但是那不是我特别想要的东西，这种捆绑销售是不合理的。最好的方式是：你想打包买没有问题，想单买也可以。同理，比如消费者本来就想买两首歌，可能三元钱就够了，结果花了30元，买了10首歌；回家一听，里边可能另8首歌感觉很一般。” 其实单曲消费渠道是存在的。在美国就有单曲唱片，唱片本身的销售绝对值很高。比如一张专辑唱片卖20美金，而单曲唱片只卖3美金、5美金。但是在中国，单曲唱片的路子不太好走。宋柯算了一笔帐：中国一张专辑唱片的价钱大约是20~ 30元钱；而若想为一首歌做一张碟的话，从生产到物流，单曲唱片得至少卖到12元，才能赚钱。可是消费者怎么可能花12元钱买一首歌呢？这也当时在中国单曲市场上没有起来的原因。宋柯认为，在数字领域，通过互联网和手机等渠道，单曲售卖将会成为现实，因为它的成本没有唱片的单位成本这么高。 宋柯认为，类似于单曲下载这样的付费模式，才是真正的新技术带来的一些对于消费者来讲更合理、更方便、更便宜的消费方式之一。 然而，这种商业模式现在虽然国外被部分地实现，但是在中国，离这个地步还是太遥远了。“但是我觉得一定会达到。”宋柯说。 模式三：集体创作 EQ模式的最大特色是歌曲的集体创作方法。这种模式被业内不少人士诟病，认为绝对不是可以长久维系的模式。但它的确捧红了一批单曲，比如《这该死的温柔》、《外滩十八号》等，而且都赚到了钱，这也是EQ公司的最大底气。 “我们自己需要很坦诚地承认自己的问题。现在实际上是一个摸索生产和经营模式的时期，我们也一直在不断地建立、推翻着各种各样的生产逻辑。”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质疑，秦天面不改色。 据秦天介绍，EQ所创造的歌曲，传唱率比较高的概率至少能够达到80%，即推10首歌，有8首歌能够有比较大的反映。“基本上在产品出来的时候，我们大概对它就有一个相对准确的评估了。”奏天说。 所谓集体创作，指的是集体创作概念上的沟通。真正的写歌阶段还是由单个人来完成的。 其过程是：所有的员工最初先要开会，商讨创作方向，然后再分配到不同的人，具体细化歌曲的表现模式和音乐属性，等创作完成以后再集体开会，对每一首歌曲做出商业结果评估。 用理性的思维创造感性的结果，是EQ的核心招牌。秦天认为，集体创作有一个好处就是：大家可以坐下来，根据每个人各自不同的理解，作出相对科学的分析、讨论、评价。 在秦天看来，无论是李宇春第一支单曲40万元卖给SP最后造成其亏损，还是周笔畅一年1000万元的制作推广费用打水漂，其最终的症结都是产品的定位错位和创作风格的过时或生搬硬套。而EQ则会从国际上捕捉一些最新的流行信息，比如今年主体创作的时尚音乐品质的概念和味道是日韩范儿，因为要比本土升一级；明年就要改成美式了，而且公司将会强调艺人的形体表演以及现场秀。与此同时，虽然要吸收国际时尚的音乐元素，但是文化内涵还是本土的，不然老百姓听不懂。“现在很多所谓时尚的音乐人也是号称弄HIP POP，弄得不伦不类。”秦天说。 其实，EQ一支单曲的推红过程，仅凭唱片公司花几十万元的宣传费用，是远远不够的。“共同托举”，是一首歌走红的必要手段。 “共同托举”的意思是，比方说EQ跟移动的合作，移动把一些可能会红的歌，放在网站中比较好的推荐位，如马天宇的《该死的温柔》之所能能大红于市，就是CP借助无线和网络平台，多方共同合作的结果。 秦天承认，《该死的温柔》虽然提前有预估，后来还是超出了自己的预想。据传，该单曲之前花数百万元卖给了一家SP,，结果对方最终靠彩铃下载获得了上千万元的收益。 事实上，如果没有一些数字营销单位的协作推广的话，《该死的温柔》结果不会如此。秦天认为，因为很多数字营销的协作单位需要凭借推销产品去盈利，所以很多推广资源和推广策略未必是花钱就能达到的。现在国内排行比较靠前的SP企业，其实他们依然改头换面以CP的形态存在着，“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人家的资本实力和运营推广的基础全都雄厚得多，我们须要和他们保持特别良好的协作。”就在不久前，EQ在一家茶馆里召开了新产品视听发布会，请来了几乎囊括国内90%的无线音乐营销的大鳄。秦天认为，传统唱片公司还是对主流媒体更加有认同感，而在他看来，主流媒体只是一部分市场而已。特别是这几年传统媒体经常恶搞、恶炒，推了一大堆最后没有结果的事情，主流媒体在民众当中的公信力正在下降。 而通过一些网站来帮推歌曲，很多人还以为这些歌曲是通过实在的海量点击才可能上位的，加上网民的从众心理，这样反而看上去更有说服力，使人们更容易接受。而且歌曲本身比较直接，朗朗上口，这些都是歌曲能够流行的因素。实际上，音乐公司也不需要给SP和其他合作伙伴额外的费用，大家统一理念，共同操作，共享获利。 有业内人士认为，这种模式对于处在成长期的小型公司来说，有利于尽快地积累资源，也未尝不是一种有效手段。但其不利之处也显而易见：一是歌曲的重复率过高，二是歌曲在尚未“火”之前，到底能不能“红”，其实是没有一个现成的公式可以套用的。 事实上，数字音乐消费还是一个非常新的事物。在中国音乐产业的转型时期，各种模式共存是一个必然的现象，并不是说一种模式的出现就会完全100％地取代另一种模式。音乐市场，尤其是现在的音乐市场，并不是靠某一种创新的模式就可以来成就的。 在中国数字音乐产业的起步阶段，各个模式的百花齐放也许是一个必然的发展状态，经营者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渠道的尝试，根据不同的环境和自身的特色来适应不同的市场。 事实上，当前的音乐公司若要长远发展，仍须在传统行业的产业链上进行配套打造，从而排除模式上模糊不清、渠道上受制于人的尴尬。 经常被人挂在嘴边的“数字音乐时代产业化”之路，依旧不明朗。在承接了百代的原班人马之后，未来日子里，金牌大风在能否在真的华语乐坛刮起一股大“炫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