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人物 本报记者 田文生 1月13日上午，亿万富翁刘群在重庆市垫江县桂溪镇石岭社区的居委会主任投票选举中，全票当选。石岭社区是垫江县第一批农村改为居民委员会的村，紧邻县城的石岭虽然在建制上实现了城镇化，但绝大部分人口及各项工作仍然姓“农”，“居委会主任”实质上无异于村官。 新村官来头很大：执掌旗下22家公司，净资产2.5亿元，目前年销售额6.2亿元。 这位口舌如簧、说话滔滔不绝的青年实业家，再一次成为舆论的焦点。这个体制外的老板，曾因推动“惠民中国医疗行动”被舆论称为“中国民间医改第一人”。 从当兽医起家的商人 刘群说，他的精神领袖是自己的母亲。 母亲当年是重庆城里的医生，“文革”时受牵连被下放到农村，成了赤脚医生。刘群很小便跟随母亲出诊，8岁时就可以给人打针了。 母亲救了很多人的命，却没有足够的钱和药挽救自己年轻的生命。在母亲37岁时，她因感冒引发心肌炎辞世。母亲去世时刘群正念高二，是乡亲们帮了他。他考上了西南农业大学，毕业后，到一个职业中学做了老师。 随后，他在学校的双龙畜牧兽医科技服务中心当起了兽医。他第一次到成都进药就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商机：在成都每支青霉素1毛多钱，而县里的医药公司单价是3毛多。精明的年轻人很快就成了“小富翁”。 1989年，24岁的刘群创办了重庆长寿双龙医药科技服务部。在此前后，他靠积蓄办了饲料厂、面条厂和兽医服务部。就在别人效仿他的路数开始做饲料和兽医时，1995年，他只身到了重庆，成为第一批药品批发商。 1998年，他的公司已经有800万元资产，33岁的少壮派老板石破天惊地完成了重庆第一次民企收购国企。之后，他又进行了多次并购，公司迅速扩大了。 富翁村官的“新三民主义” “我到石岭来，完全是为农民打工，不要村里的工资，不在村里报个人开支的账，也不会拿石岭的一草一木，不要老百姓的一针一线！”刘群在发表自己的“施政纲领”时表示：村民子女至少应该读完高中，少数确实困难的家庭，子女上高中的学费等，可以由村委会解决。“如果连村委会都解决不了，那么，我私人掏钱解决！” 他的目标是：要让当地人耕者有其田、幼者有其学、老者有所依、工者有其岗、患者有所医、小者有所养。“我想推行新三民主义：民生、民富、民强，”他告诉记者，自己上岗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摸底，让那些春节都吃不上饭的人吃上饭。 在他看来，解决农村的问题，症结在于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业。为此，需要把农民的教育、技能培训、劳动力转移和农产品(31.10,-2.00,-6.04%,股票吧)加工、工业发展相结合。 按照这个逻辑，他开始运作“农民大学”，准备将当地小学扩容，腾出教室来，聘请优秀教师，“甚至自己也重上讲台上几节课，”首先让16~45岁的妇女接受系统培训，成为高素质的家政人员甚至是好的管家，“然后，通过北京等地的工作站为她们联系岗位，我要创出品牌，闯出一条劳动力转移的新模式。” 在他的初步规划中，石岭被建成4个经济区：农产品贸易区、农产品深加工区、工业区和特种农业种养旅游开发区。 “老百姓就地打工，集中居住，那里便是农业贸易区、农村城镇和农民新村。”他说，自己的这些规划一步一个脚印地分步实现，农民解决了收入和保障问题后，把自己的宅基地和承包地拿出来，交给村委会集约化经营，通过招商引资，让4个经济区的构想成为现实。 “我是有信心的”，村官说，当选当天，便在当地破天荒第一次组织了农产品交易会，成交6万多元。 落入争议漩涡的富豪村官 众所周知，靠一家一户的传统种植养殖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种地也不需要这么多的农民，数以亿万计的农村人口需要离开土地。农村小康，离不开农业产业化和农民的转移就业，而这需要“领头羊”。然而，年轻人根本不愿留下来当村官。
在这样的背景下，找到“能人村官”成为现实的课题。重庆是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个问题显得更迫切。 去年10月，重庆启动“双千强村”工程，排查出1000个后进村党组织，选派1000名干部作为驻村党建指导员，用一年左右的时间集中开展整顿工作。 事实证明，有思想、有见识、有能力、有人脉的企业家出任村官，往往受到村民的追捧。不久前，资产过亿的重庆渝江森林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刘树生也成为重庆市巴南区界石镇桂花村党委书记。 石岭人为什么全部选了刘群？居民代表李锦成说：“我还是相信他，他有上亿元的身家，不可能贪污我们农民这点钱哦。” 居民章世维说，“他是能人，他不能干能有这么大的企业吗？我还是很相信他，就怕他说得好做不好。” 即使这样，和每一个兼职政府官员的企业家一样，刘群的举动引发了争议，受到了广泛而强烈的质疑。 首先，是这个富豪出任村官的动机。 “我一直记得雷锋的话，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还有那首诗：有些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刘群说，“我的想法真的很简单，土地和土地上的人养育了我，我把我的思想和责任带到农村去，服务农民，出发点就是对他们发自内心的爱，我如果既做好了公司，又当好了村官，这不就是一辈子做好了两辈子的事么？我不能昏昏庸庸地活，就是想做点事。” 这种冠冕堂皇的理由从一个商人口中说出来，总让人半信半疑。刘群的举动又会是为了吸引关注而制造的噱头吗？ 事实上，他是重庆最有知名度的老板之一，他推出名为“惠民中国医疗行动”的民间版医改措施并付诸实施，反响强烈，他还公开而坚决地批评医药招投标制度；他在公司接受审查，“被打压得最厉害”时，依然在北京大学的论坛上演讲时宣称：“我对医疗改革提出的思想和观念，在不久的将来，将代表着中国医疗改革发展的方向。” 这个特立独行的商人，连《今日美国报》等国际知名媒体都关注和报道过他。“我用得着再制造噱头吗？”刘群说。 最关键的质疑是，重庆天圣制药有限公司就在石岭村辖区内，刘群是该公司的投资者之一，他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吗？ “这个比芝麻还小的官，根本没有土地的审批权，又能谋到什么利呢？”刘群说，我要求村里的干部，做到有思想、有能力、有行动、有纪律、有胸怀、有责任，我会首先要求自己做到。“我的心还是热的，农村的改革和发展，很多人选择了宏观的坐而论道，我选择了微观的干实事，就这么简单。” 他让村民热血沸腾的“新三民主义”和“六有”会是画饼充饥式的乌托邦吗？他回答说：“我想，等我离开时，通过全村人的努力，即使只实现其中一项，也是胜利。” “要我养着这村人一段时间，也没有问题，但我不想这样做，我不想给村里输血，”他说，“我到村里来，主要目的是带来我的思想、梦想和责任，激发村子的造血功能，让大家自己养活自己，并比以往活得更好。” 被村民寄予厚望的刘群将走上一条艰难的路。采访被他平均不到两分钟就会有的一个电话搞得支离破碎，其中，有村里书记和他商量是否要安装一部电话，“村委会倒欠着一屁股账哟。” 这个身体胖胖的男人、言行都有着自己鲜明特色的民营企业家，终于满足了自己从小就开始涌动的社会抱负，将个人梦想和一个有3000多人和3000多亩地的村庄捆在了一起，并将他颇为自负的个人创意嫁接到一个全民关注的时政话题上，在重庆为全国探索城乡统筹经验的道路上，刘群和石岭的走向，将在6年甚至更多或更少的年份里，被时间证明为是一段笑料，或者，一个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