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新的一年并非从1月份开始，而是订单到达的那一刻。由于许多消费品行业——如玩具、服装、电子等行业——都依赖于圣诞购物季，因此，在这座位于中国南方的制造业城市，许多工厂在每年的中国农历新年期间(1月或2月)都会关门停产，要等接到订单后才会重新开工。有些可能只会停产几天，有些可能会停产一个月甚至更久——对于这些工厂的工人来说，这是一段难熬的日子。他们在春节假期结束后回到深圳，吃得不错，但囊中羞涩。和美国的消费者一样，中国的农民工在节日之后也会紧张地核对自己的银行账户余额，因为工厂停工是不发工资的。

　　2006年3月初，深圳日神羊绒纺织有限公司(Shenzhen Rishen Cashmere Textile)的工厂尚未开工。但是，在这儿工作的李芦媛(音译)从江西老家回来已经一个星期了。放假期间，她看看电视，出去走走，放放焰火，还去了当地山上的寺庙烧香许愿。她的愿望很明确：希望能挣到更多钱。

　　回到深圳后，一个阴霾的早晨，李芦媛起得很早。她穿上牛仔衣裤，走出工厂宿舍大楼，去买点菜做早饭。她的宿舍在817室，狭长的房间里放着6张上下铺，可以住12个姑娘。李芦媛回来时，屋里还关着灯。已经从老家返回深圳的室友还不多，此刻，她们正坐在床上看电视。

　　李芦媛和袁梦(音译)开始准备早饭。袁梦是她在厂里最好的朋友。她们在卫生间的水池上搁了块木板，把电饭煲放在上面，并倒了点油。袁梦等着油热起来，李芦媛的堂姐李芳(音译)端来切好的蘑菇，其中还夹杂着绿叶蔬菜。工厂开工时，她们只做简单的米粥当早饭，但今天有时间精心准备一下。李芦媛把蘑菇和蔬菜倒入锅里翻炒，加盐，然后尝了一口蘑菇。宿舍的门开着，她可以看见远方的高尔夫球场，那是有钱人消闲的地方。

　　饭做好了，李芦媛拔下电饭煲插头，在屋子中间倒放了一只红色的水桶，把水池上的那块木板拿来放在上面。姑娘们围坐在这个简易餐桌前开始吃饭，这时，李芦媛提起了一个大家熟悉的话题：放假在家时，家里给她介绍了个对象。他是干体力活的，给人装修房子。李芦媛和她的室友们都有同学留在乡村老家，已经结婚生子了。817室的姑娘们每次回家，家里人都会安排她们相亲，让她们赶快选个人嫁了。

　　放在乡下，20岁的李芦媛算是老姑娘了，但在深圳，她还太小，未到适婚年龄。她和袁梦(21岁)担心，一结婚会有更多责任。工厂的活已经够多了，甚至连男朋友也会成为负担。再等几年吧，她们跟家里说。

　　当天上午，姑娘们出门去看招工公告栏。有传言称，日神公司可能会裁员，或搬离市中心以降低成本。

　　公告栏上贴满了招聘广告：熨衣工，质检员，出纳员。芦媛拿出笔记本记下详细内容。回深圳后，她每天都在寻找新工作，逐家走访招人的工厂。有一家工厂让她参加数学考试，她没有通过。

　　另一家用英语问她：“How old are you?”“What's your name?”她也没有通过。

　　两年前，当李芦媛来到深圳工作时，和朋友们加入了一场从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延续至今的接力赛。她们战胜了墨西哥加工出口区和香港公屋区的妇女，成为世界上性价比最高的劳动力。她们对于全球供应链的价值，在每年涌入中国的数百亿美元外商投资中得以体现。但是，在参加工厂面试的同时，李芦媛也在零售行业寻找空缺。玩具店和服装店都以缺乏经验为由当场拒绝了她。袁梦解释道：“工作环境好的地方，要求都比较高。”

　　市场力量(劳动力、电力以及土地价格上涨)并不是迫使低端工作离开深圳的唯一原因。当地政府也在试图让她们走人。1980年时，深圳还只是一个渔村，现在却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大港口。深圳市以及珠江三角洲地区其它城市的政府官员都和李芦媛一样，梦想摆脱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产业。这些制造业城市正努力将自己重塑为高科技、低污染、高附加值的现代都市。在此过程中，李芦媛和她的朋友们仍然赖以生存的一些工种被清理出城市——这也是她们所能胜任的工作。

　　那天晌午，李芦媛回到宿舍，转起呼拉圈。从公告栏上草草记下的工作信息中，一份收银员的工作似乎是最适合她的。这份工作只需要初中教育水平、脾气好和外向型性格。而李芦媛觉得自己有更多的东西。“要成为一个销售人员，”她说，“你必须得揣摩顾客的心理。”好的销售人员口才好，而且很机灵。他们知道该对顾客说什么，以说服他们买东西。

　　李芦媛说，她从一篇报纸文章中了解到，一些大学生也成为不了好的销售员。“我没有接受过好的教育，但并不意味着我不能做这份工作，”她说。为了证明，她还模仿了一个微笑服务的女售货员的腔调。她假装在问一位顾客：“小姐，您在找什么颜色？”

　　“您喜欢什么颜色？”

　　“如果您喜欢它，我就卖给您。”

　　“您穿那件衬衫很漂亮。”

　　“干嘛不买下呢？”

　　“太不公平了！”她哀叹道：“没有人给我机会去卖小东西，更别说汽车或房子了。”她的室友坐着听她说。她们没有特别大的野心。比如说袁梦，仅仅想要一份更高的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