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2005年刚回国的时候，你对国内商业环境的整体感觉是什么样的？
朱敏：回想起来，总体上我觉得国内有几个明显的东西。第一，觉得国内的股票市场会有一个大的变动；第二，我当时觉得国内未来的经济趋势是在房地产和汽车上，因为通常一个国家发展到这个时候，都有两个特点，房地产价格上涨，道路拥挤，这表明国家发展到一定地步了；第三，我注意到，国外大规模风险投资进入中国。当时这几个东西都说明中国已经到了进行下一步创新的阶段。而且当时我觉得国家和政府也看到了这一点，他们开始宣讲，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不是学校、科技机构或者研究院，而是企业，以前中国崇拜院士创业，这是完全不对的；然后，国家开始讲求社会和谐。
经济观察报：你察觉到的这种商业大环境对你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朱敏：有。这种大形势反映出，中国处在一种从蓝领经济到白领经济的过渡和飞跃中。为什么？可以看到，蓝领经济在中国现在还有很大空间。比如中国上市公司要看净资产，一个美国的上市公司可以不看净资产，可以跟净资产没有关系。中国讲求净资产回报率，净资产的概念就是一个蓝领经济的概念。因为蓝领经济没有什么大的智力资产，当然要看你有多少地、房子，厂房里面有多少机器，这是惟一能考评的。工人根本无所谓，明天把他解雇，换个新人，完全没事。但白领经济不一样，白领经济事实上没有什么净资产，房子都是租的。那靠什么来驱动发展？都靠每个人的脑袋，这就是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怎么去衡量呢？这不是说我的脑袋值多少钱，衡量它的是市盈率。
其他衡量标准我认为都是假的，比如一个品牌值多少钱，真正最值钱的就是你的市盈率。市盈率是一个总体的指数，投资者愿意出多少钱买你的东西，虽然你一年的利润只有一个亿，但投资者认为你在2008年可以有155个亿，我就会掏更多的钱来买你的股票。我认为这就是知识产权在支持投资人做这个判断。
这个飞跃从哪里来？我认为这是股票市场教育过来的。以前浙江的民营企业都不愿意上市，为什么？上市干嘛？上市净资产又不流通，傻瓜才上市。现在公司一上市，30倍、50倍的市盈率，投资人认可企业的知识产权，给你这么多钱，让你去发展，投资一进来，整个中国的民营企业就发展到第二步了。
民营企业原来的发展，可以把他看成一个读书的孩子，他是自学成才。就像以前科举考试一样，我学了半截以后，挑着担子到京城考试，也不知道要考什么题目。投资人进来以后，开始为企业发展制定规则：OK，小学想毕业，数学、语文要考出来，然后我让你升到重点中学，在重点中学，训练你如何参加高考。每一次升级考试，就是投资人给你的评价，都有他的标准，你要根据这个标准去做，而不是自己觉得我学得很好就足够了。
这个过程，就是一个从自学成才变成学校系统化培养人才的过程。 我认为这会大大加速整个中国民营企业的创新和发展。
经济观察报：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想要做投资？
朱敏：我开头所谓做投资，不过相当于天使投资。天使投资很多时候是慈善事业，它是成功企业家回报社会的一部分。所以国外就非常提倡这一点，是一种慈善事业。很多人认为找投资就是找钱……
经济观察报：那其实是找什么呢？
朱敏：整个的创业企业发展事实上就是一个不断毕业的过程，中国有一个很好的老妈，就是我们的政府，政府是孵化器，老妈养大你，但以后就全靠你自学成才。而老师是随着这些股权投资和债权投资项目进来的。
最早的天使投资人是成功的企业家，第一轮投资人应该有成功的创业经验，天使投资是一个榜样；第二种投资人是有一个管理团队的投资公司，它知道市场怎么做，产品怎么做；再后面是财务投资和债务投资。每一轮投资的价值都不一样。
不做一枚死棋
经济观察报：回国之前关心过国内的创业公司吗？
朱敏：我没有关心过，比如最早的时候，丁磊曾经说把网易卖给我。当时我根本没有想过，首先我自己也在创业；然后我本没想回国，或者回国就是等退休之后来打高尔夫。网讯发展的空间非常大，如果我还在的话，肯定不会卖掉，它可以发展成非常大的公司。因为在这方面没有人竞争得过我们，包括微软。
经济观察报：公开的报道说是同NEA的合作，以及他们后来的劝说让你回国。
朱敏：NEA邀请我做创投合伙人，我开始想自己要不要去搞投资。
另外，当时我觉得当年邓小平非常伟大，是他的留学政策送我们在1980年代拿两万美金出去。他最伟大地方是，第一，他知道在当时我们这些人中的90%都不会回来；第二即使我们随后可能回来，他很可能也看不到我们产生的作用了，但他做了这笔投资。
这就像下围棋，中国这盘围棋在这个角上陷入困境，改革是要把这个角做活；开放，是把子布到别的地方去。我想，我是这么多子里面一个活子，我自己把它弄死掉就太可惜了。从个人角度来讲不可惜，但在邓的战略中如果我不回国，在美国等着退休其实就是一枚死棋。
开着快车转弯不刹车的人
经济观察报：但这是一个大转弯。
朱敏：对。很多人对我的评价是，开着快车转弯不刹车的人。但是我没办法，我如果刹车，时间就没有了，等我再开过去就太晚了，我只能这样做。中国现在也是一样。
开始的时候，虽然在国外我很有名，但回到国内没人知道我。所以人家会问，朱敏是谁啊？我和人家去谈判也是一样的，谈好了人家送我出来，一看我开的车，脸都吓白了，以为我是骗子。当时很惨。包括住在这边，晚上我陪人家吃饭，我看到司机辛苦，我说那你回家吧，我打个车回去。结果我一进去保安紧张得不得了，拿个手机对着我拍照。
经济观察报：这种不适阶段你怎么度过？
朱敏：开始的时候我觉得难度非常大。
但我还是认为绝大多数的“海归”回来后没有真正在中国落地。他们这些人我称做是还停留在“租界”里面。你不能住在几个大城市的别墅村里，只跟固定的人交往。我认为如果你要进来，还是要去了解真正的中国，真正的中国不在北京、上海，甚至杭州也不是，要努力往下走，能走多深就多深。然后你再往上走到国际化，这样才会有最大的价值。
经济观察报：最大的价值？
朱敏：对，我的压力是寻找好的项目，我不会像你说的那样，去投房地产，去A股里面买点非流通股，然后赚到钱，对我来说没有意义。
经济观察报：你自己觉得你现在的这种投资生涯还算比较成功，是吗？
朱敏：我觉得应该还可以。我原来的计划是三年学习，从第三年开始每年做一个上市公司。现在看来完成这个目标没问题，2008年就会有两三个候选人在那里。
经济观察报：我想知道你怎么去适应一个完全陌生的商业环境的。
朱敏：我认为这两年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学习过程。中国的商业环境是什么样子的，对我来说，还有什么事情能做。还有就是，做的时候我把它在某种意义上提升到理论高度来，比如什么叫投资？在硅谷时我深深体会到这个东西，但没有仔细想过，因为完全忙着做企业。现在看到了另外一面。我举个例子，做演员的时候，你自己忙着做演员，导演每天和你在一起，但从没有想过做导演应该是什么样子。但现在你做导演了，你要思考怎样才是一个好的导演，角色一变你会仔细思考这个问题，然后从理论上把它推导出来，最好的导演应该是怎样的，或者我适合导演什么样的电影。
然后，中国这块土地上，导演什么样的电影是有人看的，你不能再导演硅谷的戏，没有人看，观众不一样。
这几个问题都要解决，我这两年多的时间里面至少解决了这几个问题。
经济观察报：你现在觉得，是国内商业环境对你的改变多一些，还是你对他们造成的影响要多一些？
朱敏：肯定对我的改变多一些，两个东西我认为非常重要，一是适应这个社会，二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找到我要做的事情。
经济观察报：其实每次你都是强迫自己改变，在面对陌生的人和陌生的环境时。
朱敏：我觉得我有这个勇气。
经济观察报：这种勇气或者动力到底怎么来的？
朱敏：你说得对，每次我都强迫自己改变。我最看不起在中国人面前说我在美国的时候怎么怎么样，在美国人面前说中国怎么怎么样。如果我有这种想法，在美国我竞争不过别人，我就回国，或者现在我做不下去我就还到美国去做我的成功企业家，那就完蛋了。
最简单的想法就是不留退路，这是你最后的工作。
大公司和创新
经济观察报：网讯在互动会议上曾经击败了很多大公司，你觉得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大公司做不起来？
朱敏：大公司为什么做不起来，因为大公司没有一个真正创新的环境。所以聪明的大公司认识到这一点，它会去买这种概念。
可以这样想，为什么一部电影要由一个小团队来拍？很多导演自己有一个拍电影的公司，完成之后交给另外一个做电影销售的渠道公司。你可以问，我有这么好的渠道，为什么我自己不拍电影，要交给这个小公司拍？因为你拍不出来！
创新企业也是一样道理，你拍不了这个电影，电影由专门的、有创意能力的人来拍。你把渠道做好，样片好你出高价买，电影进来你分成就好了。
创新一定是小公司做的事情，大公司没有这个环境。IBM最强大的应该是它的科技中心，最有名最聪明的人都在里面，全部是出名的博士，最厉害的家伙。我们科研所分小组的，就是两三个人小组的时候非常创新，有好的想法出来了，两三个人讨论，但这个出来以后拿它到有几百个人的一个大的地方去讲，那两三个人去讲的时候，被台下批得血淋淋的。因为下面的人都非常聪明，每个人都会讲你在某个方面有漏洞，会失败。
这是第一步，如果把你打下去，那你就死了，公司说这个东西不能做。有的时候确实成功说服了所有人，然后一百个人开始加入这个团队里面。但又有问题。为什么？一百个人讨论这个产品是什么，一年也讨论不出来。这些人太聪明了，大家会说你有没有想过这点，想过那点，很多问题你绝对没想过，问你这么多问题，你当时就傻掉了，如果考虑所有这些可能性，你的产品不知道哪一年才能出来。
所以为什么创业的人，在某种意义上他的大脑会比较简单呢？如果一个画家的画，在画之前他要论证结果，那画永远画不好的。如果大家能论证出来，这画也没法看了。创新也是这个道理，跟画画、拍电影一个道理。
经济观察报：你觉得思科比较好？
朱敏：思科比较好，拍电影不是我的内行，那我就只挂了个牌。微软的问题是，它的观念是你拍好的电影给我看，我拷贝你的电影，自己也去拍一部。
举个例子，微软拥有桌面，如果把桌面做得像房地产一样，每一个地段都卖掉，全世界市场都是你的。它的做法是，看到你的浏览器或者即时通讯工具做得不错，我也去做一个，可是很多时候又做不好。
经济观察报：包括网讯，包括现在投的公司里，你怎么去保持他们的创新力呢？
朱敏：我认为创新需要的是一个创业团队。所以收购不是收购东西，而是想办法收购创新的团队。
“我没什么退休计划”
经济观察报：媒体的报道给人感觉是，朱敏从创业开始的目的就是，做一家公司卖一家公司。
朱敏：我是故意说给大家听的。因为我认为，很多中国企业家的观念中，仍然是做的公司就好像是我的儿子，一辈子它都是我的儿子；我觉得除了这个以外还应该有别的做法，比如把公司做好，然后成功地推出去，这也是很大的成功。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选择同浙江大学合作做一个学院？
朱敏：我对教育始终非常有兴趣。教育让人崇高，有的行业就是赚钱机器，有的行业则能带来很多价值。
经济观察报：在这个项目中你具体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朱敏：我是个创意者。斯坦福国际研究院在美国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创新模式出来。它的创新能力非常强，而且是一个非营利组织。我希望把这个模式带到自己家乡来。
经济观察报：跟美国相比，中国的商业环境怎样？
朱敏：还可以。中国一个好的地方就是能够跨行业，这个我很喜欢。在美国从教育行业跨到医疗行业，那要跨三十年，甚至还跨不过去。在中国从这个行业跨到那个行业，今天金融，明天教育，后天医疗，人家说我像疯子一样，但我自己觉得好像还可以。
经济观察报：你说你现在在重新适应中国，你讲的中国包括政治环境吗？
朱敏：我认为95%适应，5%的时候会比较难过。美国人总会问我，你对中国政府感觉怎么样，是不是不民主？我回答说5%的时候可能感觉很难受，同美国相比。但我同时想想，如果中国政府让我去管，我一定不能管得那么好，我能抱怨吗？我知道我肯定管不好，我怎么能抱怨呢？这样大的一个国家，在完成一个这样大的转折，如果在这个过程里面，每个人都来讲话，政府听谁的呢？就像管理一个十几亿人的公司一样，你把它想像成公司发展，这样想心态就平静了。肯定有些不满的东西，比如污染或者交通，但大多数还是蛮好的。我想你可以把我想成一个艺术家，我在创作我的作品的时候，当然不希望受到干扰，我希望创造出精品，我在享受这个过程，但必须接受一些外部环境。
经济观察报：你有终极目标吗？有什么退休计划吗？
朱敏：你要这样想，现在如果不是太忙——我现在太忙了一点，事实上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企业本身有目标，这个企业做了你可以去做另一个。对人来讲，武林高手情愿最后被人杀了，也不会躲在一边，自己在那儿待着，一定是这样。或者像运动员迈可·约翰逊，他可能以后每次都被人打败，但他还在跑。我没有什么退休计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