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这么多年的预测，关于预测我觉得它最准的就是不准。
让我最高兴的是，因为有了当当，那些本来不看书的人也开始看书了。
我对这个时代的爱就是它的速度和那种正面的力量，比较怕我们走得比较快的时候把一群人甩下了。
互联网神化破灭时的孤独
本报记者：从99年创业到现在，你觉得最困难的阶段是什么时候？
俞渝：不能用最来形容，因为做企业困难天天都有，问题天天都有，克服一个问题可能会蹦出十个问题，每天都要去面对新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毅力很重要，坚定也很重要，你不能烦这个事情，你就得像一个浙江木匠一样，每天在雕琢这个东西，雕琢到晚上十二点，第二天早上醒来后还要继续去雕琢，慢慢地，一个好的作品才会出来。写一篇好的文章，出一部好的作品，做一个好的公司，都需要有这种坚定。
我觉得比较孤独的时候是在2001、2002年，所谓互联网神化破灭的时候，那时候很孤独，我爸妈都不知道我在干嘛，我去招募员工，我得一直跟人家解释为什么要成立当当，有理没处说，那时其实业务没有受影响，一直在增长，我记得那时候《南方周末》有篇文章叫《走下神坛的互联网》，里面还把我给列上了。我很纳闷，我还没走上神坛呢，怎么就宣布我走下神坛了？我觉得做公司会经常有困难，能不能做成，能不能做好，需要数年如一日地面对和解决这些困难，都有灰心丧气的时候，但之后，还要去解决这些问题。
本报记者：到什么时候感觉自己已经是个成功企业家了？
俞渝：对我来讲，我知道我的工作像个跳高运动员似的，你跳过了两米三还有两米三五，跳过了两米三五还有两米四，最后一个高度肯定是我冲不上去的，但肯定会有比我更年轻的，比我更有闯劲的人往上冲。我觉得很多做企业的人，起码我是这样，一个很大的动力是缘于我的不满意和不满足，对自己的不满足，对产品的不满意，这种看到不满意，想把这种不满意变成满意，是一种很大的动力。
本报记者：在生活中，是不是也是这样一个永不满足的完美主义者？
俞渝：曾经是过。20多岁的时候看到什么就挑剔什么，越到五星级饭店越能挑出刺来，后来就不是了，生活上会越来越随意，越来越容易满足，可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成熟了，或者所有的精力都耗在工作上了，已经没有精力去挑剔了。对生活妥协的地方更多了一些。
做女性管理者是件占便宜的事
本报记者：近年来获了不少奖，包括女性方面的、职业方面的，作为一个女性的管理者，如果让你说一下总的获奖感受，那会是什么？
俞渝：从获奖本身来说，做女性管理者是件特占便宜的事，我可以和一个男性管理者做同样的业绩，但我得到的社会承认和褒奖会比一个男性多，这纯粹是因为沾了性别的光，因为女性做到高层和管理者的数量少。就像选人大或政协委员似的，得有来自各界的代表，这一点我没法否认。如果一个男性坐在我这个位置上，他可能没有我这么多的褒奖，这个对于我和当当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因为做一个公司，都希望大家知道它，知道当当，知道当当的书、书评、影碟，这样我们得到了很多很好的宣传，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当当从99年底到现在，这么多年也积累了很多用户，随便到一个圈子里去，总能够碰到当当的用户，当这个顾客群越滚越大的时候，它形成的影像力是很大的。
本报记者：当初创业时有没有想过公司会在哪年实现盈利？当当网的盈利预期是什么？
俞渝：刚开始做的时候也不知道这事有多难，属于无知者无畏，出书的不知道书发到哪里，买书的愁找不到好书，所以我就想做一个店，对买书的和卖书的都很有用，这是最开始一个很简单的也很朴素的想法。做公司肯定都想盈利，07年最后这个季度做到盈利了，我现在更追求的是规模。我知道如果当当现缩小某方面的支出来获得一些事情，实现盈利我是可以立即看到的，我现在想做更大的投入是在于顾客的体验，因为二线、三线的顾客发展很快，现在新疆的顾客还需要从北京把东西运过去，他得到的速度会慢一些，湖南的顾客也是通过北京来满足，我就想我们广州的物流中心是不是要扩大，这样的话广州可以更好地去服务湖南，湖南的顾客得到的速度会比从北京得到的速度要快。
做一个全国品牌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当当做到了这一点，做到了让顾客信任，敢在网上花钱，敢在当当网上消费，这是件很难的事情，但当当做到了。这个架子搭得这么好，我就想把这个架子搭得更大一些，更有规模，这样顾客也会有更多的选择，团队也有更大的空间，而且竞争门槛可以更高。
我们的决定是，先上规模，而后盈利。根据规划，当当网今年的销售目标是15亿码洋。差不多销售码洋达到二三十亿即可实现盈利。2009年大约就可以盈亏平衡，甚至略有盈余了。实现盈利以后，就可以准备纳斯达克上市的工作了。
本报记者：这意味着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在一个关于08年的行业预测里有一个说法，说如果08年当当还不能上市的话，可能会给卓越等随后的网站一些超越的机会。
俞渝：我觉得这个说法没有什么根据。到了年底都要盘点盘点，展望一下未来，作个预测，看了这么多年的预测，关于预测我觉得它最准的就是不准，无论是格林斯潘也好，预测未来趋势、生活方式也好，它肯定不准。你刚才提到的情况，其实跟当当的差距还是挺大的。它是用四个季度，八个季度、十二个季度来赶上当当，我没有看到，比当当有钱的公司多得是，贝塔斯曼比当当有钱多了，我不会去看这些预测，只看自己的业绩和顾客。顾客喜欢当当他就会回头。
本报记者：现在顾客对当当的满意度似乎还不错，但是你觉得当当的服务品质离你心中满意的程度还有多大的距离？
俞渝：最大的距离在于很多不可控因素。比如说北京到福州，货物本来30多个小时就应该能到，但这30几个小时可能会变成40多个小时，当地会二次配送再送出去。对于一个服务标准来讲，我最希望看到的是一个很稳定的服务速度，但由于铁路的因素、公路的因素，当当不可控，而且有时候还不可知。很多时候都是事后我们才知道，有一批包裹是在京九线的某一段被滞留了，事先我没法去通知顾客，事先不能有什么防范的措施。所以在服务品质上怎么样使那些跟我们配合的相关企业的服务品质能提高，能及时地让当当知道，让顾客知道，使我们能及时地去计划，如果早知道那些包裹会在那个地方滞留那么长时间，我们可能事先就不走铁路，我们可能会选择空运。这种东西对于一个服务性企业来说挺难的。这个东西不是我们能控制的，而且它需要有越来越多像当当这样对服务品质有更高要求的企业。
本报记者：从你的角度观察，中国人的阅读在这些年里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俞渝：现在是一个娱乐时代，也是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人们更倾向于阅读轻松的读物，在读物的选择上也有更强的目的性。透过畅销书榜，我发觉大家活得都特仔细，《求医不如求己》、《人体使用手册》、《不生病的智慧》以及《儿童经络使用手册》便体现了大家对生活质量的追求。
中国互联网公司的特殊价值
本报记者：在电子商务领域，当当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见证者，这几年电子商务又有了再次繁荣的势头，作为一个体验者，你觉得中国整个电子商务的主要瓶颈是什么？
俞渝：信息化程度低。我们在网上买东西，很多信息没有标准化，标准化的信息没有用，我们有几千家供应商向当当提供书，它会有很多的使用图片和简介，这对顾客来说很重要。现在很多出版社的业务主要还是给地面的店面，它给网上提供的信息还太少，电子信息这块还很滞后。比如说一本书，当当从出版社获得一些信息，更多的是当当自己的录入人员去扫描，键入这些信息，我更希望看到的是，这本书出来之前，录入部分章节、插图等很多能给顾客做判断的信息，已经到了网上。
本报记者：你经历过中国互联网最初的阶段和现在的相对成熟的阶段，作为一个实践者，对未来互联网的发展有何见解？
俞渝：中国过去的30年做了西方国家200年间的大多数事情。我们从没有私有经济到现在这样一个格局，这是一个特别浓缩的成长过程，在这个浓缩的过程中，互联网对这个过程起了加速的作用，在一个信息很对称、很透明、很公平的环境中，这个过程不会那么明显。在中国，除了cctv，很难说别的媒体是跨地区的媒体，但像一些门户网站确实起到了跨地区媒体的作用，把很多事情呈现在观众面前，让公众知晓。互联网缩短了行业和行业之间学习、模仿和追赶的距离。以前了解一个公司和产品，你可能要出差，可能要去问很多事情，手抄很多笔记，现在你要想了解一个企业的情况，可以去网上看。互联网加速了经济发展中的很多事情。未来这种加速作用也会很明显，我们的体制决定了互联网起到的传播、集合和再次分解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对于当当来讲，在美国的一个消费者，互联网会让他更方便，在美国有很多像北京图书大厦这样的书店，很方便，他们可以半夜买东西。而在中国，当当做的事情除了方便是让顾客得到有和没有，比如有些东西在石河子就是没有，除了当当网，那里的人们没有更好的渠道。所以从这个方面讲，互联网对这个社会的贡献和起到的作用是西方同类公司不能取代的。
本报记者：除了网上购物，你有没有想到将来涉入互联网其他一些东西，还是已经把自己未来几十年想完了，只做当当这件事？
俞渝：我特别佩服制定计划的人，我做不到。我知道我还要继续做这件事情，我还知道一年要计划下一年，有很多要做的事情，但你要说今后几十年怎么样，我不敢说，我觉得现在来讲我很喜欢，而且有很多事情我还没做呢！
如何保护家庭生活
本报记者：你和你先生都全身心投入在工作上，会不会牺牲家庭的很多东西？
俞渝：刚开始创业时没想那么多，很快就过去了，现在回过头来，我觉得没有两个人的想法是完全一致的。你在工作中已经看法不一致了，这种不一致还要带到家庭中。我觉得我们都花了时间和精力去处理这些事情，有一些基本的家庭规则让我们的家庭生活不受太大的影响，到了家里基本不谈工作，在办公室生完气会闷头呆会。这些基本的原则是挺重要的。
本报记者：这种角色的转变会不会很累？
俞渝：头几年会，现在很自如了。头几年时，在办公室都恨得咬牙切齿了，别人看不到罢了，你怎么了解我也看不到！那种愤怒会很多，现在已经很少有这种愤怒了。求同存异，我们两个人就是两个独立的管理人，就会有内部的分歧，我们把对方更多地看成是自己的同事，不把他看成是自己的另一半，就不会有太高的期望值。
本报记者：如果让你在家庭和事业中二选一，随着年龄的增长，是不是会更倾向于选择家庭？
俞渝：我不知道，这种假如的问题特难回答。没有太多的遗憾和后悔，都是往前走，我一碰到这种假如的问题后，就不知道从哪讲起。还是比较满意现在的状态，没有想过要改变现在的状态。
生活之怕：对弱势群体的不公平
本报记者：具体到当当来说，你把它的将来设想成什么样子？
俞渝：我只知道当当对全国的读者来说越来越重要，很多人即便不在当当买东西，他也通过当当来决定自己要在当地的店里买什么。还有很多出版人也在逛当当，看有哪些同类的东西，通过看评价来决定他们下一步的策划。我觉得在卖好东西的同时，当当有很多功能要加，那我们就一个一个往上加。
本报记者：当你有一天发现有一类商品比图书卖得好，会不会考虑把图书当成当当的一个附属品，而把其他类商品作为当当的主打类商品？有没有图书情节？
俞渝：如果有其他类商品在当当比书卖得好，我会很高兴，但当当会一直把书做好。因为顾客需要这个，当当也会做这个。就像你跟大董烤鸭说，你海参卖得很好了，大董别卖烤鸭了，你问大董干不干？大董肯定不干。因为大家认大董，它别的菜品卖得也很好，但它的烤鸭做得是最好的。今后当当精神支柱类的东西还会是图书。
本报记者：你最喜欢当当的客户对当当的评价来自哪些方面的东西？是来得最快，折扣最低，还是其他方面？哪种说法让你最有成就感？
俞渝：让我最高兴的是，因为有了当当，那些本来不看书的人也开始看书了。因为忙人的时间就这么多，当他有时间的时候书店已经关门了。但阅读和看书是提高生活品质的一个非常好的办法，经过一天的烦恼，回家翻几页书，你就安静和平和下来了，或者是给了我一个新的想法，一个好的菜谱，一个小幽默等，看书是非常好的提高我们生活品质的东西。但这些东西在没有当当之前，受众更窄，我觉得能给大家带来这种满足和快乐，是我最大的满足。
我没有想是不是人类的禁锢或者是什么东西，我看到可能是我喜欢一个好东西，想让更多的人喜欢，比如我非常喜欢彼得杜拉克的自传《一个旁观者的自白》，我看这本书的时候是十几年之前，像这样一个东西十几年之后又有人买，又有人说他好，我觉得很好，因为它里面讲的每一个故事都栩栩如生，文笔也非常好，这种好东西能够和别人分享，而且这种分享来自于四面八方，来自于我们相识的人，这种满足感是很大的，是让我很高兴的一件事情。
本报记者：刘小枫有本书叫《我们这代人的爱和怕》，你们这代企业家心中的恐惧和爱是什么？
俞渝：我对这个时代的爱就是它的速度和那种正面的力量。速度，你说我们家门前的这条路说铺，转眼就铺好了。我去德国参加法兰克福图书展，我住的那个旅馆，头一年去的时候在修，第二年去的时候还在修。还有，在这个时代，大家看到一个什么东西好，大家会努力地去学，努力地去吸收、超越，这种东西我最爱，让我觉得在中国生活很大程度上比在美国愉快。说到怕，我会比较怕我们走得比较快的时候把一群人甩下了，对弱势群体的不公平，九年义务教育是否大家都能享受到？能否普及到12年？能否有更多的人有保障？现在这个年代挺好的，大家都得到了改善，只是改善的程度不同，我最担心我们会因为太快而甩下了一批人，那些人完全没有得到改善，那些是很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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