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在印度注册了“华为电信印度有限公司”，并陆续投资1亿美元。作为向南亚发展的中心，华为计划未来3年内在印度投资建厂，再投6000万美元。从2000年起，他们已9次向印度政府FIPD（外国投资促进委员会）提交贸易资格许可申请，而去年7月，印度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军方部门以“影响国家安全”为由，第九次拒绝了他们的请求。
今年4月，印度国家安全委员会再次举行会议，华为投资建厂的计划依然被无限期搁置。
即使这样，华为在印度依然做得蓬蓬勃勃，其设在印度“硅谷”班加罗尔的研究中心近3年规模扩大了1倍以上，总销售额也达到3亿美元。
是什么缘由让华为在这么困难的外部投资环境下依然要在印度坚持发展？在印访问的8天里，记者探听到了一些华为在印度坚持的理由。
印度人对英语的理解力我们不及
刘汀是记者在一次晚宴上认识的。记者告诉他，国内很多人认为印度IT业的发展主要归功于他们是英语国家，而我们能流畅使用英语的人数太少。
小刘不同意。他说：“印度会讲英语的人的确不少，但真正对IT有重要作用的，是他们对英语的深刻理解力。”小刘的观点，记者很快便从其他人那里得到了证实。
在华为技术研究中心参观，小刘的领导林燕青先生非常赞同这种看法。他说，印度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英国殖民统治的漫长岁月里，是深厚的印度文化丰富和发展了英语。因此，同样一句话，我们很多人以为自己懂了，其实往往只搞清了字面上的意思，而印度同行能看到其背后的含义，他们比我们理解得更透彻。
林燕青指着正在编写软件的印度员工说：“比如，板球是印度人民热衷的运动，对于板球的理解，中国员工肯定没有印度人理解得深刻。所以，像编写板球、垒球这样的游戏，他们就比我们更具有优势。这种对语言的深刻理解、对文化的深刻理解恰恰是做软件所需要的。”
印度的IT教育更细化
杨云勇是记者在印度接触的第一位华为员工。这个清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如今在华为电信印度有限公司做市场开发。对于印度IT业高速发展的原因，小杨也不同意坊间公认的语言优势论。他认为：印度的语言优势不是决定性的，根本原因是印度高等教育走的是完全欧美化的精英培养之路。
华为技术研究中心副所长武志宏先生说，欧美化的精英教育只能算其中的一个原因。更主要的原因是印度的IT教育更加细化，更加具体，更有针对性。
武志宏认为，他们在印度设立海外最大的研究中心，是因为印度员工非常遵守规范，做事很细，在具体的软件模块、平台的构建和开发实现上，他们更能严格按照流程和技术质量标准去做，每个细节都十分严格。这些优势再加上中国员工对整个系统构架的设计和理解的透彻性，就能使企业的目标得到更好的实现。
“这是不是说中国的学生更具有创造性，而印度的学生更能按标准实现目标？”记者追问。
“不能这样讲。”武志宏阐释了他对创造性的理解。在明确需求的指导下，创造性是有意义的。反之，如果是没有一种规矩的创造性，它可能对个人有意义，而对企业的影响有时甚至是负面的，因为它不能给企业带来效益。“印度的员工并不缺乏创造性。他们的思维十分活跃，他们经常提改进意见，在明确的目标下，他们总是在想怎样更能提高质量和效率。”
武志宏说，通讯产品过去的代码是几十万行，现在是几百万行、几千万行，一个人一辈子也做不完，必须是一个团队共同开发，这就需要精细的分工和严格的标准、制度的配合，要遵守共同的流程，然后大家才能整合成一个产品。印度的IT教育比中国细化，更有针对性，教学生怎样才能更好地实现企业目标。而我们很多计算机专业毕业的本科生，甚至研究生编写出来的程序，你可能还不满意。“这种细化和针对性正是我们的IT教育所缺乏的。”
印度的知识产权意识从国家渗透到员工
华为在班加罗尔的研究中心有1100名员工，其中95％是印度人。许多媒体同行都对华为的印度员工是否跳槽、跳槽是否曾引发知识产权纠纷很感兴趣。但是，武志宏和林燕青对此都不担心。
武志宏说：“2001年至2002年被我们称作‘IT的冬天’，国内很多公司都遭遇了个别员工带着技术跳槽或辞职再创业的事情。但是，我们这里没有发生一起因员工跳槽导致的知识产权纠纷。”
林燕青介绍，印度有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任何一个员工在进入公司前都要签署一份协议，保证今后即使到其他公司也不会发生知识产权的问题。“如果我的员工违纪了，最轻的处分是公司劝退；严重的就不给他（她）开‘服务介绍信（serviceletter）’，这会影响其行业声誉；最严重的就是上企业黑名单。上了黑名单的员工将永远不可能在这个行业被录用。”
武志宏补充举例，我们做的是核心开发技术，知识产权的保护对企业非常重要。一款手机游戏，可能需要一个团队做上半年或1年才能完成，可如果有人剽窃或带走，只需要1分钟。在印度，如果发生侵权纠纷，最高可以判7年刑。
对比国内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他们认为，中国并不缺乏相关法律，但是人为干扰太多，自律性比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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