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11-27 07:30更新 来源：中国青年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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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李丽萍谢湘
4月21日，教育部门口。一位看上去年事已高、腿脚不太利索的老太太和门卫反复交涉，要求见张保庆副部长。看她的穿着打扮，门卫以为是上访人员，请她去信访处。老人不肯，又将电话打到教育发展基金会，称“必须要面见张副部长”。
不巧，张保庆正出差在外，工作人员立即把老人接进来。交谈后才知道，老太太是青岛人，已经75岁，这次专程来向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5000元人民币和价值40万元的房产，用于帮助有志气的穷学生上学。老人并不富裕，每月只有600元的退休金。老太太认为张保庆是能为老百姓做事的人，值得信任，所以想把捐款亲手交给张保庆。
想见张保庆的不止这位青岛老人，很多媒体也想见见这位以“直言”而著称的前教育部副部长，采访他退休以后的生活，但都被婉言谢绝了。可11月20日下午，这位曾经几次为贫困生落泪的“高官”却主动把几家媒体的记者请到自己的办公室，目的只有一个，介绍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的运行情况，呼吁更多的人关注并参与到他所倾情的帮困助学事业中来。
退休后计划写小说的张保庆，至今还没有动笔。自3月30日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宣布成立以来，担任理事长的张保庆“主要忙的都是基金会的事儿”。
8个月收到20多万份申请材料
一件深蓝色的夹克，一双鞋底已经磨出毛边的旧布鞋，穿得像退休工人的张保庆刚一落座就直奔主题，向记者们报告了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的账单：截至目前，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共募到捐赠款2．64亿元，今年已经资助贫困学生超过1．3万人。
对于一个成立时间只有8个月的基金会来说，这样的成绩已属不易，但是，张保庆仍然很急迫，想尽快筹集到更多的捐款，使基金会有能力去帮助更多的贫困学生，“钱少了干不成事！”
张保庆谈到了另外一个数字，“20万”，这是基金会目前收到的申请材料的总数。这20万份申请信中所讲述的一个个故事，让张保庆和基金会的工作人员都倍感责任重大。
“弟弟因为我辍学了。每每想到父母和弟弟为我做出的牺牲，我总是受着良心的责难。我是个罪人啊！是我连累了他们。每次想到辍学外出打工减轻家里负担，可又不舍得学校，不舍得书本。我就这样自私地上学上到了今天。”
内蒙古大学学生郭红霞在写给基金会的信里，倾诉了自己对父母亲人都无法言说的心里话。这个来自内蒙古固阳县的农家女孩儿，虽然上了大学，而且是全区最好的大学，可“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大学一年的学费就要7000元，为了供女儿读书，快50岁的父亲去当小工背沙子，背一袋挣一元。弟弟上到初一就辍学了，因为妈妈说，家里供不起两个学生，既然姐姐学习好，就让姐姐上。
固阳县是国家级贫困县，能像郭红霞这样读到大学的孩子并不多。郭红霞说，开始上学的时候村子里有十几个孩子结伴同行，可走到最后，只剩下她一个，当年的伙伴都陆陆续续因为经济原因退学了。
郭红霞在信里还讲了一件让她每次想起都会落泪的事。家乡有一户人家，供了两个大学生，四处借债，最后还是供不起，父亲最后选择了上吊自杀。乡亲们说，“供一个大学生拉垮一个家，供两个大学生拉死一家人”。
在中学时代的支教老师沈锋的推荐下，郭红霞得到了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的资助，知道这个消息时，背负着沉重心理负担的女孩一时泣不成声。之后，郭红霞做了一个决定，毕业工作以后，将会每月从工资里抽出一部分钱资助贫困山区的孩子们。
“一切都是为了资助困难学生”
“一切都是为了资助困难学生。”张保庆反复向记者强调基金会的这一宗旨。为了让像郭红霞一样的贫困学子能够完成学业，退休后的张保庆没有过上悠闲的生活，而是四处“化缘”募捐，用他的话说就是“找老板要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