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香港最佳大学校长

赵奕

“你问我的精力在学术、行政管理和募集资金方面该如何分配，不管你怎么问，我都会回答你是各占三分之一。”香港大学校长徐立之说完，就爽朗地笑起来。

11月上旬，在上海出席香港大学校友会的徐立之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表示了对时间难以均衡支配的无奈。在执掌香港这所最知名学府4年后，徐立之已经把自己的主要精力从学术上，转移到如何管理大学上来了。

其中最主要的工作都跟“钱”有关系，随着香港特区政府关于教育的拨款计划再次削减，徐立之成为香港诸多大学校长中，为钱奔忙最多的一位。去年，他被评选为香港最佳校长，与之相对应的是香港大学近年来一系列改革。

今年是徐立之第一届港大校长任期期满。11月，他刚被宣布继续担任这一职务。

逐渐收紧的钱袋子

2002年，徐立之就任港大校长时，为自己制定了目标——带领港大进入世界高校前25强。

在担任港大校长之前，他没有做过任何行政管理工作，一直潜心科学。对于他来说，不仅是从科研工作转型到管理工作那么简单；更重要的是，徐立之任校长的这四年期间，港大经历了香港特区政府高等教育经费的大幅压缩。

一直以来，高额政府拨款让香港高等教育受益匪浅。在英国《泰晤士报》的《高等教育增刊》刊出的2006年世界大学200强排行榜中，香港有四所学校入围。其中香港大学排名最高，位列33位，排名比2005年上升8位。

与此相对，香港大学每年从特区政府获得的经费也最高，占到8所院校全部经常性补助金的四分之一左右。因此，经费削减后，受影响最大的也是香港大学。

香港的高等教育经费按照学生的人头发放，由学生数量决定其总体规模。近年来的经费削减，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即为学生数量的减少。

谋求世界一流大学位置的港大，需求不仅仅是“人头费”那么简单。作为一所综合型大学，除了普通的教学外，研究经费也是一笔庞大的开支，而这笔钱却不能从香港特区政府那里全部获得，必须由港大自己筹措。

目前，港大的教育投资多元化改革，就把“伸手”的目标从香港特区政府，逐步扩大到慈善团体、工商界和个人投资、捐资。

徐立之对于目前港大的基金规模还是不太满意。“我们现在有十多亿港元的规模，但是跟哈佛、耶鲁等学校相比，我们就逊色太多了。而且他们基金的投资回报率在20%以上，他们每年通过基金的回报就多过特区政府的拨款。”

目前，港大各种基金的总额截至去年底为12亿港元，投资回报在7%左右，徐立之觉得投资的胆子还可以放大一些。

而香港诸多大学校长在面对经费裁减时，都表现出不凡筹款能力。徐立之在履新后18个月就筹得6亿港元，成为诸多校长中的佼佼者。

绝不出卖学科

“大学筹款不是去讨钱，不能靠强调自己如何穷而博取别人的可怜，这不是支撑长远发展的好办法。而是应该把自己最好的东西拿出来宣传，告诉大家我们所做的就是将来社会所需要的。帮助我们就是在帮助你自己。”徐立之介绍说。

记者在介绍港大捐助情况的杂志中发现，几乎每个与捐赠有关的场合，徐立之都争取到场。他强调，大学一定要与社会联络，但感动、说服别人的前提是要有很好的计划，并为这个计划做好包装。

其中一个举措就是推出明德教授职位。香港大学的校训是“明德格物”。徐立之来到港大后，倡导成立一系列“明德教授基金”，由知名企业家来对港大最好的教席进行冠名。

捐款人只要捐款至少2000万港元，便可在指定教授衔前冠上自己的名字。现有的明德教授席，包括霍英东基金教授(传染病学)等8个教席，而已经表示愿意捐款的还有15位企业家，不久教席将增加到23个。凡是某一教席的明德教授，基金每年产生100万港元利息将作为其科研经费。

但是，与企业家打交道，让人不能不怀疑港大独立的研究精神会受到商业利益的左右。事实上，2005年在李嘉诚向港大捐助10亿港元，徐立之表示将以李嘉诚的名义来命名港大医学院时，他就受到了港大校友的联名谴责，认为其“出卖港大传统”。

对此，徐立之向记者表示：“一说到合作呢，有些人就有疑问，是不是把学科卖给这些捐款的人呢。其实，我们的政策规定很仔细，捐款人不能够干预学术的发展和自由，学术捐助不是看成果的，而是长期投入的结果，我们衡量一个学校好不好，必须看长期的努力。”

在过去四年内，港大校友的全球通讯簿和联络都逐渐建立起来；同时，为迎接港大建校100周年，100亿港元的校区扩建计划也在推进。后者，无形之中为徐立之压上了35亿港元的筹款重担，剩下的部分将由香港特区政府承担。

上任伊始，徐立之曾表示：“大学不能太依赖政府投入。港大的经费60％来自公共机构，我们的目标是通过多元化的融资使年收入的50％自给。”4年来，他一直在为这个目标努力。

对话徐立之

除了对外谋求更多的捐助，徐立之还针对校内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尤其是针对原有的香港教员的晋升制度。

《第一财经日报》：校友的捐赠对于港大是否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徐立之：校友对于学校的帮助，不仅仅是捐款，而且可以为在校学生开座谈会，甚至在晚上带学生出去吃饭，这是我们大学全面教育的一部分。不一定需要金钱，也可以通过花时间的方式来为学校作贡献。

《第一财经日报》：除了对外希望获得捐赠外，港大内部有哪些改革措施？如何解决教职员工的反对意见？

徐立之：最近学校的人事有了很大的改变。香港的大学教师先是根据学历定薪水；然后看从业多少年；之后按照年数，不断地加薪。变成“长工”的香港教员，要辞退他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他是公务员。

现在，我们能不能在审核他的加薪申请时，看他的表现呢？表现不好，就不给加薪。

大学削减经费跟公司生意不好要减薪，是一个道理。所以我们鼓励他们申请加薪。但是，也会遇到意见，毕竟会影响到一些人的收入。

首先，所有教员原先定下的职位和薪资都不会改动，只是将来申请时，会按照业绩来考评。即便是考评，也是相当温和的。每位教员为自己下一年度的工作制定一个目标。然后，学校的第三方评审委员在年终时进行评审，看看这个目标有没有实现，再结合这位教员在各种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数量和被邀请讲学的次数，就可以给出评价。

《第一财经日报》：一些基础学科和社会学科很难在短时间内出成果，港大如何保证这种考评标准不是急功近利的呢？

徐立之：不是看某个学科是不是很快出成果，比如他们想改良某个学科的教学方式，我们就鼓励他，奖励他，当然要看是否是战略性、创新性的改良，不是随便什么项目都能够拿到钱。

例如社会学院，在他们去年制定的计划中有一项是邀请社会工作者与学生进行交流，评审委员会没有看到什么论文或者其他成果，但是新教学方式的效果很好，所以教员依然通过了评审，而且他们进一步申请的研究经费，校方也批准了。

徐立之

● 出生在上海，在香港长大

● 1972年获香港中文大学理学学士

● 1974年获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硕士

● 1979年获美国匹兹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 曾任多伦多病童医院研究中心遗传学及基因生物工程计划的主管兼首席遗传学家等

● 2002年就任香港大学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