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温州人遍布全世界，但是解放后闯入台湾地区开创行业第一的，林峰是第一人。之前，台湾人对温州人的认识仅限于“温州馄饨”。

因为林峰，台湾人第一次认识到为什么温州人在祖国大陆被称为“中国的犹太人”。他用六年时间将一个亏损的便当店从十多家门店扩张到184家，年销售额达到新台币15亿元（相当于人民币3.75亿元，以下所称“元”皆为“新台币”），成为台湾名副其实的“便当王”，店数是排名第二便当店的2.5倍。

中餐标准化

林峰到台湾时年仅27岁。六年前，由于岳父身体不佳，在旧金山美林证券作经理人的林峰放弃千万年薪，计划用3个月时间“诊疗”岳父的“悟饕池上”老字号便当店。由于发展连锁加盟的时候缺乏妥善管理，这家便当店不仅将额外准备的600万元全部赔进去，还背了500万元的负债。

接受《第一财经日报》独家专访时，林峰主动讲起了家乡话。他在温州出生，但是在北京上幼儿园和小学，初中才回到温州，高中毕业后考上北大。他说，自己骨子里还是温州人，虽然在国外有较高的薪水，“可终究还是个打工的，而作为温州人，没有不想自己当老板的，所以，三个月的考察期后，觉得自己能够实现这个梦想。就留下来了。”

给予林峰信心的是7－eleven例子和他对台湾三百多家便当店走访的心得。虽然台湾方圆50米就会有一家便当店，前辈给他的劝告是这个行业竞争激烈，不好做。但是林峰却认为：这些便当店都还是家庭作坊生产模式，几乎毫无竞争可言。这种情况就像10多年前台湾遍地都是杂货店，现在已逐渐被7－eleven代替。“其实二者不是在竞争，而是生态更替。”

林峰深信自己发现了一个市场空白，在台湾自然不乏像他那样获得洋MBA学位、成为金融分析师的人才，但是他们都认为这是很低档的行业，不屑于去卖70元的盒饭。但是温州人从小接受的教育不一样：不是做什么分出高下，而是赚多少才分出高下。

中餐做连锁，最难攻克的就是标准化。为了彻底了解这个行业和台湾人的饮食习惯。作为“悟饕池上”便当的执行长，林峰从包便当的助手、外卖递送员开始做起，熟悉流程后，第一年他建立了台湾便当行业的第一套标准化流程（SOP）。

口味的标准化最难建立。但是林峰现在在办公室里放置了超过20份、一份至少80页的标准化生产档案。光是煮饭就细分9道工序，如洗米，林峰甚至连洗米的手势、水流强度、淘米方向，都详细规定。

“为了实现真正的连锁，我的头发白了近四分之一。大部分就是在做这套标准化流程的时候白的。”林峰说。

次年，林峰率先又引进了POS系统，这笔投资近800万元，相当于他们前一年的获利。这时他们的门店开到了40家。林峰说，当时，他已经是按照400家的目标在做事情。2003年，林峰终于将“悟饕池上”打造成为台湾最大的便当连锁店。净利润率从8％跃到近10％。不久后，他还向上游进军，在江苏连云港投资500万元，买下了装盒饭的木片工厂。

拼搏精神来自家庭

台湾人将林峰等一批新来的大陆人老板或者职业经理人称之为“藏獒”。繁体版《商业周刊》在今年5月份的第一期周刊封面上介绍他们说：“这群接受‘斗文化’洗礼的新物种，为台湾职场带来震撼教育。”

其实这话有点夸张。林峰说他的拼搏精神更多地来自家庭。大陆并不是台湾人想象的那样每个人都是艰苦奋斗的出身，也不是都将物质追求放在第一位。

说起来，林峰的家族故事是与中国近现代私营经济发展历史的变迁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爷爷是崇明人，解放前以出品 “福禄寿”象牙麻将出名，那是当年宋美龄指定使用的老字号。父亲是下乡“知青”，成了温州上门女婿。后来创办了温州第一家电器开关厂。

林峰还记得自己经常在周末，从温州坐渡船到江北乐清柳市来看望父亲，当时工厂还没有电灯，工人们点着蜡烛生产电灯开关。

大约是1982年。父亲陈一波（林峰随母姓）受后来著名的柳市“八大王”事件影响，“被警察逮过好几次”。现在父亲依然钟情这一行业，他的电器厂已经成为中国长城电器集团的一部分。林峰的妹妹和弟弟现在都在长三角一带经商办厂。

林峰一直感谢父亲对他的独特教育。从初中一年级开始，一到假期，父亲就给他零花钱让他独自到全国各地旅游。父亲自己从19岁就开始尝试办工厂、“接业务”，足迹几乎踏遍大陆每一个城市。“男人应该离家越远越好。”这是当时父亲给林峰留下的印象。

林峰现在也在考虑到大陆拓展业务。不过不是来做便当，而是引进一种新式的餐饮。现在正在和美国、日本的几家公司洽谈。

“我们这一代人是幸福的也是不幸的。”林峰回忆自己的青年时代说，高中时赶上温州刚刚富裕，到处是攀富的人，人人都穿“梦特娇”，对物质的追求达到了极致。通过挣钱来证明自己——这个根深蒂固的观念给年轻一代留下了强烈的刺激，既正面又负面。因为经历了这个特殊的时期，林峰说，自己反而较早地学会了反思这种太过物质的追求，但是一直保留着努力争第一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