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一样，危机感总是伴随着使命感。吴敬琏对女儿坦言，对于生老病死还看得不是很开，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尚有事没有做到，中国经济改革就是一件，如果做不成他将不甘心

很少有人知道，经济学家吴敬琏退休之后梦想的生活是什么。那将是一种远离经济学研究的生活——拥有自己的木工车间，边听着莫扎特的音乐边做木制家具。

30年多前的吴敬琏，不仅仅会做木工，而且还会做木工工具。当年从干校回北京的时候，他带回了一套亲手制作的硬木长、中、短刨子。他对女儿说，会做木匠工具的木匠是最高等的木匠。

然而，今年77岁的吴敬琏仍未思养老，每天工作14小时，写文章、作讲演、给学生上课，对自己的知识更新也一刻不懈怠。他的勤恳让比他年轻一半的人看着都头晕。

吴敬琏的长女吴晓莲在所著新书《我和爸爸吴敬琏》中透露，吴敬琏爱好非常广泛，对集邮、集古钱币、音乐、历史、文学、做木工活、电脑和其他电子产品都很有研究，而且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电子发烧友，他完全可以成为这些方面的专家，但他放不下他的经济学。

书中这样写道，使命感和危机感使他不能放松，犹如舞蹈者永远也脱不下来的红舞鞋。即使在他自己期望放松的时候，那双鞋也会缠绑在他脚上，鞭策着他，一直认真地舞下去。

“公众可能认为我的父亲距离决策层很近，但我不觉得他自己是这么认为的，他只是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学者，向决策者提出尽可能正确的建议，至于被不被采纳，那是另外一回事。”吴晓莲7日晚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如此表示。

极端“入世”构成了“出世”

在吴晓莲看来，吴敬琏性格中最大的三个特点是：求知欲强，认真和执着，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他活得很纯粹，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他所钟爱的经济学上，以至于对人情世故都不甚在意。

吴敬琏坚持市场的取向，在理论界、学术研究界、青年学生中都有非常广泛的影响。吴敬琏所在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要职能是给决策者提供咨询意见。他要经常与决策者们见面，在决策者们面前说话，也可能在他们面前与持有不同意见者争论，有时持有不同意见者就是决策者本人。他的意见或者被欣赏或者遭批驳，都有可能让他出名；而后者可能让他“倒霉”。

1990年，吴敬琏被冠以“吴市场”这一名称，起因是在一次经济问题座谈会上，吴敬琏支持“市场取向派”经济学家薛暮桥，与另外几位主张“计划取向”的政治家和理论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吴敬琏“引经据典”，为市场经济辩护。他因此被一些人叫做“吴市场”，在当时的情况下可能并不是对他的褒奖。

后来的十几年，吴敬琏不断完善市场经济理论，最终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他坚定地认为中国走这条道路是正确的，即使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或者遭人误解或批判。

不退缩并不代表吴敬琏的心中没有矛盾。在与吴晓莲的谈话中，吴敬琏也逐渐意识到人能做的事情是很少的。“这是他心中一个时隐时现的小矛盾，但还不够大，很多时候他会忽略这一点，继续前行。”吴晓莲说，无论是他知天命而行，还是知天命而不认命，吴敬琏极端“入世”已经构成了“出世”，使他更接近纯粹。这种纯粹也使他对于压力有了更强的承受能力，社会舆论对他的误解和争议，很多时候他是不以为意的。

自评功过

吴敬琏曾经与女儿进行过一次长谈，在这次长谈中，吴敬琏评价了自己对于中国改革的贡献以及他对自己的定位。

顾准是吴敬琏一生中为数不多的令他理智上敬佩、感情上爱戴和精神上向往的人。顾准当年和吴敬琏谈起中国学术界对实用的偏爱和对理论的轻视，这对吴敬琏未来学术的发展有指导意义。

吴敬琏认为，顾准是中国最早主张市场经济的。顾准当时启发吴敬琏，只有先系统地学习世界文化和历史，才能够反过头来弄清中国到底是怎么回事。

从1973年到1976年间，吴敬琏不光自学英文和西方历史，对中国历史也进行了系统的学习和复习，从中国通史《纲鉴易知录》、《资治通鉴》开始读起。吴敬琏整天在屋里精神抖擞、埋头苦干，出了屋就精神恍惚，邻居们给他起了外号叫“老蔫儿”，也有人叫他“吴老蔫儿”。

1983年，吴敬琏在耶鲁大学当访问学者，用一年半的时间，静心埋头学习现代经济理论。吴敬琏抱着“把事情搞清楚”的态度，而不是揣着实用的野心。学习结束回国，当现实的命题呈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把脑袋里面的大框架和小细节都拿出来应用，居然发现用着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直到晚年，吴敬琏评价自己的学术成就时，仍然觉得经济学理论是他的欠缺之处。

虽然有学者和朋友认为，吴敬琏对于中国经济改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他自己则更多地将之归结为机遇。

就像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一样，危机感总是伴随着使命感。吴敬琏对女儿坦言，对于生老病死还看得不是很开，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尚有事没有做到，中国经济改革就是一件，如果做不成他将不甘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