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努斯和他的格莱珉银行
1974年，孟加拉爆发罕见的大饥荒，尤努斯所在的吉大港的村子里每天都有人饿死，触目惊心的场景让他对贫困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于是决定为这些穷苦人脱贫提供帮助。在尤努斯看来，解决贫穷问题的根本方法是给穷人机会让他们参与竞争，这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但也恰恰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授之以渔”强于“授之以鱼”。
尤努斯从贷款27美元给42个赤贫的制作竹凳的妇女开始，慢慢发现了一个在此之前其它经济学家绝不可能相信的事实：穷人是讲信用的。所以“贷款给穷人，不要担保”的“疯狂”想法占据了尤努斯的脑海，他一心一意创立了格莱珉银行。因为他比那些书斋里的经济学者明白，有东西可以担保的人境况要好于那些一无所有的，而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恰恰是那些赤贫的人，格莱珉银行要做的是真正的穷人的银行。
格莱珉银行的运作模式是赤贫的贷款者5人一个小组自己管理，这样就变成了一个小的熟人社圈而施加监督，这种监督是互相的，如果一个人不还贷，那么其他人就会帮助他，或者延长还款期限或者让他每天少还一点，但总而言之，他还在熟人社圈里，还处于监督之下。因此若他拒绝还贷的话，他在这个熟人社会中的信用就会受损，而很难在熟人社会中继续生活下去。这样，熟人社会的相互监督就能极大消除道德风险。于是我们最终看到的是，格莱珉银行的还贷率高达98.89%，远远高于表现最优异的商业银行，在它的639万个借款人中有58%的借款人及其家庭已经成功脱离了贫穷线。通过格莱珉信托公司，格莱珉银行还将其模式复制到世界各地，包括中国，目前格莱珉信托已在中国开展了16个项目，向5.35万人提供了共163万美元(折合人民币1304万元)的贷款。
中国小额贷款历程及现状
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首先将孟加拉小额信贷模式引入中国，成立了“扶贫经济合作社”，开始了小额信贷在中国的发展历程。纵观这个历程，大致分为两个阶段：1999年以前主要是由政府扶贫办下设的扶贫社代理农行扶贫贴息贷款，1999年后改由农行直接发放到农户。政府主导的小额信贷从大规模的推广到目前的业务大量萎缩，经据《经济参考报》报道，2002年底，人民银行下发了《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管理办法》，对小额担保贷款发放的对象、数额、期限、担保及贴息等作出了明确规定。这是我国面对低收入群体出台的首部小额贷款政策。但由于这项政策牵涉到政府出资担保和部分贴息问题，再加上额度小，在实施过程中，地方政府意愿不强；银行因成本加大、收益不大积极参与性不高，尽管国家相关部门多次出台政策措施，可是收效甚微。2005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决定在陕西、四川、贵州、山西四省率先进行农村小额信贷试点。
在中国的小额信贷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经济学家茅于轼开展的山西的龙头村小额贷款项目，10余年来该项目已从最初的500元滚动发展到50万元，从一个村庄扩展到三个村庄，有2500户农家因此受益，还贷率超过了95%。在山西临县龙水头村扶贫基金的执行过程中，茅于轼意识到：仅有小额贷款不能完全解决贫困地区农民的温饱问题。很多贫困地区的自然条件太差，不适于人类居住。根本的办法是让他们到城市来。而中国的家政服务市场正在不断扩大，城里人不愿意做，所以比较适合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来填补空缺。
经济学家谈中国小额贷款
9月份，尤努斯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谈到格莱珉是否可以在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推广的问题时，他说“在中国，完全可以采用类似的批发模式，甚至成立一家乡村银行，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容许小额贷款公司，可以同时接受存款，只要将贷款与存款的比例限制在50%以内，便能防范存款公司倒闭的风险。”
在记者问及茅于轼怎样才能解决农民生产融资的不足时，他坦言，龙水头村基金会的赢利模式应该在全国推广，它不仅能解决农村金融问题，农民生产、生活也会因此得到很大改善。监管机构有非法集资、集资人卷款等顾虑，但可以通过一些具体规定，防止集资人卷款。比如，最初两年不许集资人吸收存款，把钱存在银行利息2%左右，在农村贷款12%，就会有人愿意去做。如果小额在这两年运行正常，那么允许它在下一年吸收三、五万存款，再过一年十万、十五万，然后三十万。小额贷款有了三十万，就不允许它再募资。这个方法很安全，也不会捣乱金融秩序。
据《东方早报》消息，昨日尤努斯已抵达北京，参加了“中国—孟加拉乡村银行小额信贷国际研讨会”，并与中国同行们分享了孟加拉国实行小额信贷的经验，在会上他明确表示，中国小额信贷机构现在奉行的“只贷不存”原则，等于“锯了小额信贷的一条腿”。今日尤努斯将会晤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我们有理由相信，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带来的将不仅仅是一种新的金融模式，而是社会和政府对这种模式的认可，更是一种科学的、富有成效的小额信贷运作方法。小额信贷在当前我国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背景下，必将为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历了一个大起大落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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