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国忠文字素描：年薪百万美元起计，年轻、风度、英语流利、充满理性智慧、善于讲故事、不畏权势、文笔生动、喜欢捐款
谢国忠的论调和他得罪的“人”
1997年，香港楼价泡沫跌五成香港政府、摩根
1997年，印尼经济崩溃印尼
1997年，中国经济未来将通货紧缩（唱衰中国论）内地主流经济学家主流媒体
2004年末，上海房产泡沫（上海楼市崩溃论）上海方面、摩根地产基金、厉以宁等主流经济学家
2006年，新加坡经济模式新加坡政府
导致谢国忠辞职的电邮事件内容：“实际上，新加坡的成功绝大部分是因为它成为了印尼腐败政商的洗钱中心。印尼已耗空，新加坡因此佳景不复。为了维系经济，新加坡正在修建赌场，以吸引中国的腐败资金。”
谢国忠并不是因为言论而摔跤的第一人。1999年初，时任汇丰证券中国研究主管的张化桥对外表示，中国财政部高息发行扬基债券，然后去买美国国债，是“双输行为”。之后，张在办公室被老板骂句“笨蛋”后即被炒鱿鱼。
谢国忠被喻为在中国最受瞩目的“明星分析员”，订购谢国忠报告的基金数额有数千亿之多。但除了在公开场合或财经杂志上有选择性地解答问题，谢还要为直接服务的投资者解答疑虑，乃至“命题作文”
上排（从左至右）谢国忠马骏黄益平李慧；中排张化桥；下排（从左至右）龚方雄梁红胡祖六陶东（南都周刊供图）
1997年预言印尼经济危机、香港楼市缩水，2004年唱衰中国楼市……当众皆诺诺时，坚持异议的谢国忠显得格外与众不同。
谢国忠的论见，经常招致围绕具体问题的激烈争议。2006年9月底，他再次口出“不逊”，直言指责新加坡，旋后突然去职，离开了服务近10年的摩根士丹利。有评论指出，不再受限于大摩笼罩下的话语权，于谢国忠是一种解放。
在亚洲的跨国投资行中，活跃着一群与谢国忠有相似经历的华人首席经济学家。他们年轻又富有学识，深受西方学术研究浸淫。然而在他们之中，先有“中国最英俊的经济学家”胡祖六改行销售，再有前汇丰证券中国研究主管张化桥转身经商之举，谢国忠的辞职行为并非偶然。
从表面看，这些经济明星们显赫一时，但在光辉形象的背后，他们又有着怎样众所不知的一面？
陶冬，瑞士信贷亚洲区首席经济学家，曾这样感叹：
“我一旦离开这个工作，就不会再去做投资银行，甚至金融业。我想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好好地睡上两个月，然后扔掉计算机、手机，在一个外界无法联络到我的地方痛痛快快旅行一场。我的梦是，每天早上9点钟醒来，之后在花香和鸟鸣之间吃早餐……没有时间读一些大部头的书是我今天的一个遗憾，希望离开投行后，能够在花香鸟鸣的地方吃完早餐后，来补这一课。”
陶冬的同行，9月29日突然从摩根士丹利(MorgenStanley，以下简称“大摩”)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职位上辞职的谢国忠，10月初已在广州白云山实践陶的“梦想”：在鸟语花香中喝茶看书——据说看的是希腊史学家色诺芬的《长征记》。
投资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并不好做，尤其是在像大摩这样的国际金融机构。一位与谢国忠关系良好的记者在10月初听到他辞职的消息后，第一个回忆起的，是过去每一次见面，都觉得他累得头发又少了一些。不过，接下来至少三个月，谢国忠不再需要在香港、东京和上海之间做空中飞人，不用开没完没了的电话会议和路演，不必与基金经理和记者编辑们打交道，更不用像赶功课般地发表报告，然后苦思如何用又快又恰当的方式表达观点。
多位资深财经记者评论说，自从“中国最英俊的经济学家”胡祖六改做销售后，陶冬与谢国忠就是国际投行首席华人经济学家中的两个佼佼者，如今谢突然退出大摩，难保陶冬不感到一丝难以言喻的寂寞。
也许，感到寂寞的还有写字楼里的女白领们。一个年薪以百万美元起计，年轻又有风度、英语流利、充满理性智慧、善于讲故事又不畏权势的谢国忠，因为敢言而从位高权重处辞职，自此“云深不知处”，这故事成为从香港到上海不少女性论坛里的话题，其中大部分留言都伴随着一串问号：“他会到哪里去？”
这同样是财经记者们的疑问。休完国庆长假后归来的他们发现，无论是给谢国忠打电话还是发邮件，都无法联系上他。
然而，对那些最关心谢国忠的人——基金经理们来说，谢国忠消失的最关键处并非辞职事件的真相，而是Andy(谢的英文名)的经济分析报告、他们案头曾经的必读品，从此消失了。在给本报记者的一封来信里，一位业界人士这样怀念谢为他分析真实的亚洲：“Hemustpublicizehisideaaboutthestockmarketfromtimetotime！Wewillthenhaveaclearpicture.WhatIaminterestedishiscommentonthestockmarket，notSingapore.(他必须不时公布他对股票市场的观点，然后我们才会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我们感兴趣的是他的股市观点，而非新加坡。)”
至少得罪了新加坡
新加坡，谢国忠的滑铁卢，或者说是解脱地。但事实上，对于每一个在公司上班，又能对外公开发表言论的高级人员来说，谁都有可能遇到像谢国忠这样的意外。
三年前，谢国忠曾对一位财经记者说过这样的故事：1997年，他的一篇关于香港楼市将下挫的负面报告惹恼了香港政府，结果他的上司兴冲冲地走进其办公室，命令他伸出两手，半开玩笑地说：“Andy，哪只手写的(报告)？我要把它砍了。”然后作出手刀的姿势。
自言人生一直顺利的谢国忠未曾再次证实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但他终于遇上了大客户的风暴。
9月中旬，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的联合年会在新加坡举行。19日晚，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宴请各国政要，但没有中国官方人士，谢国忠心生不满：“好像请了我，中国就被代表了似的。”接着他又称，会议应该在中国或印度这样经济增长的热点国家举行，相比之下“东盟是一个失败。”然后，他近乎直白地抨击新加坡的经济模式：“实际上，新加坡的成功绝大部分是因为它成为了印尼腐败政商的洗钱中心。印尼已耗空，新加坡因此佳景不复。为了维系经济，新加坡正在修建赌场，以吸引中国的腐败资金。”
这些话，被谢国忠写进内部交流的邮件里。然而，大摩内部却有职员外泄邮件，这些话迅速流传开来，很快被新加坡政府看到。
10月初，大摩方面证实，谢国忠已基于“个人理由”辞职，并公开声明谢的观点不代表大摩的观点，“摩根士丹利一直是新加坡非常坚定的支持者，并极其尊敬新加坡所取得的成就。”
大摩在新加坡的地位仅次于同行高盛。在过去两年间，摩根士丹利为企业并购提供咨询的业务在新加坡排在第一位，今年3月，大摩还担任了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淡马锡控股公司收购一家印度电信公司的顾问。
谢国忠辞职在投资界备受关注。除了“大摩为保大客户牺牲自己的首席经济学家”，一位助理分析师还听到流言，说谢与部门上司本已有隙，此事正好借题发挥。
不管真实的原因如何，谢国忠事后也在反思这次电子邮件风波。10月7日，他向《21世纪经济报道》的记者表态，这封信确实写得太匆忙，用词不够小心，“可以说是有点傲慢”，而他也从未想过内部电邮会外泄。
谢国忠并不是因为言论而摔跤的第一人。据《财经》杂志报道，1999年初，时任汇丰证券中国研究主管的张化桥对外表示，中国财政部高息发行扬基债券，然后去买美国国债，是“双输行为”。之后，张在办公室被老板骂句“笨蛋”后即被炒鱿鱼。
“但我不认为我的观点不对。”离职后的谢国忠并没有质疑自己发表过的观点。
谢的外表并不固执。早年与谢有过接触的记者回忆，已经40岁的谢国忠有着娃娃脸，心态也年轻，一米七五左右的身高，戴着圆框的眼镜，有时头发比较凌乱，但看起来还是相当斯文。接受采访时，他从来不打腹稿，也不专门做准备，随问随答。
不过，与谢打交道多了的人士会知道，他是个比较自我的人，即使观点偏激也会坚持己见。一位台湾基金经理说，他曾看过谢国忠与基金经理起争执的场面，“直率的言词与对研究观点的坚持，常让他跟基金经理人僵持不下。”
不仅是业内，对外的公开场合，以及谢所主持的研究报告，都是以铁口直断见称，难免会引起各方面的争议和不满。有评论诗意地认为，离开大摩的谢国忠，不再受限于大摩笼罩下的话语权，于他是一种解放。
明星分析员们
不过，没有大摩的经历，也就没有谢国忠成为明星分析师的故事。
1997年，香港回归前两个月，时为大摩亚太区经济学家的谢国忠放言，香港楼价将因泡沫暴跌五成，一时被看作怪论。这一预言后来成为现实，谢也顿时令投资界刮目相看。这一年，他还预言印尼经济会崩溃，又“不幸”言中。
此后，谢一开口，投资市场自然慎重待之。
谢国忠对中国经济的受争议观点，也早在1997年开始。当时谢国忠独辟新径，运用社会学的角度分析，认为中国人过去的消费欲望之所以强烈是因为产品短缺，但1997年时短缺产品已经基本得到满足，人们的消费欲望就会开始下降。于是他做出了以下结论：财富积累较低的中国并不能保持高消费，通货紧缩将成为中国经济下一阶段的主旋律。这与当时内地的普遍乐观背道而驰。
三年后，中国内地的制造业投资和资本存量达到低谷，到2001年底，内地几乎找不到对经济增长抱乐观态度的经济学者，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谢的判断。而在海外，包括大行的经济学家们对中国经济的看法也是一路走跌，与此同时，内地主流媒体开始不断宣传一个说法，认为有一种“唱衰中国论”。
这种背景下的谢国忠，在内地的影响力止步不前。
2001年和2002年间，中国内地市场上几乎同时崛起了数家新锐财经媒体。记者们把触角延伸到一个财经思维激荡的地方：香港。商业经济学家们在内地传媒的互动下，开始大规模地显山露水。
除了斯文白净的谢国忠，这些经济学家还包括：瑞士信贷亚洲区首席经济学家陶冬，摩根大通董事总经理兼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师龚方雄，里昂证券中国研究部主管李慧，德意志银行亚洲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高盛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梁红，等等。
最早成名的明星，当属一度被新锐媒体们誉为“中国最英俊经济学家”的前高盛首席经济学家胡祖六。他在国际舆论中不时维护中国经济，曾撰文评论美国的对话经济政策，成为最早被内地认可的跨国金融机构华人精英。
这些金融学子、白领金领们的偶像人物经历大抵相似，基本上是20世纪80年代初在国内完成大学教育后，在国外大学完成西方经济或金融专业的训练，又受国际大行的专业浸淫，相较内地传统的经济学者更年轻更国际化，整体学术研究素养也相对较高。
他们通常从助理分析师做起，然后是分析师，到区域首席经济学家，乃至副总裁、董事总经理。投行的业务非常紧张，谢国忠们从大行的办公室格子里几经努力，才能在那些摩天大楼里划到几平方米的私人领地。
在跨国投行，首席经济学家的基本任务是定期分析宏观形势，把研究报告提供给客户，同时代表机构参加各种公开的论坛等活动，为投行带来更多曝光率。
对于投资者，尤其基金经理们，投资银行经济学家们的意义在于：当他们在做投资决策时，总是要参考若干投行的分析报告。这些报告好不好，影响着他们对相关投行的印象，然后决定是否将手上的钱交由相关的投行进行投资等操作。投行则主要靠收取佣金赢利。
谢国忠加入摩根士丹利9年多，现已被喻为在中国最受瞩目的“明星分析员”，订购谢国忠报告的基金数额有数千亿之多。但除了在公开场合或财经杂志上有选择性地解答问题，谢还要为直接服务的投资者解答疑虑，乃至“命题作文”。
偏悲观的财经红人
谢国忠真正红透半边天，红到超越投资界乃至财经界，是在2004年末。
斯时，谢国忠发文抨击上海地产市场，认为上海楼市是因为热钱流入而形成的大泡沫，离破灭不会超过一年。为证明己见，他甚至卖掉了自家在上海的房产。
这个观点立刻被各家媒体形容为著名的“上海楼市崩溃论”。
2005年初，谢国忠再次向人们描绘房地产的危机：中国地产市场只是十年前东南亚的翻版，楼市岌岌可危。这年年中，谢经过简单的计算，又一次抛出了自己的论断：热钱正在撤离亚洲，而高达3500亿美元热钱撤离中国将使楼市崩塌。一位记者还记得谢在上海一个场合直接批评：“你们以为上海的主业是汽车、金融业，错了！上海的主业根本是卖房子！”
由于谢国忠的知名度，以及过去曾多次准确预见市场大势，房市崩塌论被迅速广泛地传播。在不少媒体上，谢国忠的种种分析被抽象成一条：“中国房地产即将崩盘！”大批反对高房价的民众在网上激情地表达对谢国忠的支持，甚至一些财经记者也懒得从谢的分析逻辑里寻找这些结论的依据，直接把他摆上神台。
在一部分内地经济学家失信于民的情况下，谢国忠的名字，甚至变成了社会良心符号——作为一个分析师、经济学家，谢的角色被赋予了说真话的期望；而在大摩大举进入上海房地产市场的同时，作为大摩经济学家的谢国忠看上去大唱反调，同时也在巩固他在学术研究上的独立姿态。
最受刺激的，无疑是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商。有评论把谢国忠与大摩地产基金的投资行为联系起来，认为谢的论调隐藏着巨大阴谋，“先唱衰内地楼市，然后趁虚而入。”经济学家厉以宁更是直接指出，“宣扬中国房地产泡沫即将破裂，是为了在国外企业和资本进入中国之前先打压中国市场。”由此，谢也被怀疑是“跨国资本利益代言人”，“黄雀阴谋家”。
在大行经济学家、分析师的圈子里，对经济基本面的分析是基础工作，而对现实问题的激烈争议，又有可能令他们变得格外地与众不同。这些不同，有时就如广告一样，要经历艰苦又劳神的创意过程。
长期收到谢国忠分析报告，或者常常与他近距离接触的人，都要随时准备迎接他在结论里的“炸弹”。谢国忠是一个偏向于悲观的经济学家，他自言“习惯观察与分析时都先从负面或风险的角度切入。唯有先认知风险，进而掌控风险，才能累积财富”。这样的风格使他与一般大行经济学家相比，在分析问题的逻辑上更加简单，结论往往更加直接，乃至偏激而富于争议性，于是屡屡制造轰动效应。
长期编辑谢国忠报告的周年洋先生认为，除了偏悲观以外，其他投行经济学家总是严格地按照既定格式去写报告，但谢国忠的报告个性化十足。他时而从历史、文化等因素分析中国经济，有时又把中国国情晾在一边，以普适的价值、全球的经验去判断热点问题……对于财经报道来说，这样的文章比枯燥的经济分析数字推理精彩得多，加上出色的书面表达能力，谢国忠很受财经记者们欢迎。
很多财经记者还记得，在香港，谢曾屡次受邀为他们讲课，闲时会与大家喝咖啡，讨论经济事务，解读规律。私下里，他也是温和斯文、平易近人，所得稿费，多是让编辑直接汇往某个捐款账号。
压力重重
在刚过去的星期二，另一位跨国投行的明星宏观经济分析师，摩根大通的中国区董事总经理龚方雄，在北京宣布中国房地产“肯定没有泡沫”。此时，那个坚持对中国楼市尖刻批判的谢国忠，已然离开口水的战场。
其实，投行的经济学家们常常会在具体的热点问题上意见相左。在各种研讨会上，学者们于台上针锋相对也是常有的事，不过到了台下，彼此都会恢复西装革履和睦相处的状态，实在还有话想说，就向熟悉的财经记者提两句，但通常也要求不要具名刊登。
“他们也是‘财经演员’。”《财经》杂志借一位现就职内地的经济学家的话形容说：“中规中矩，四平八稳，很多时候是没有观众的。”
但是，大行经济学家们最大的压力，更在于他们所服务的客户。“投资者总是希望经济学家们能预测些什么，”一位国内基金经理说，“虽然这似乎不应该是他们的职责。”一个分析师，如果他预测的结论时常同市场呈现的情况一致，那他对客户的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
对此，谢国忠曾经这样形容：基金经理们掌握着4000亿美金，我的预测和报告必须对他们有价值。他们每个季度都要给我打分，如果我的评估和预测不合适，基金经理们的反应就不好，我就会失去工作。我说的话，对的要比错的多。
一位熟悉投行分析师圈子的人士认为，与学院的经济学家的从容钻研不同，投行的经济学家必须给客户和媒体“赶稿”，他们对经济问题的分析操作周期很短，难免在分析和预测上有不准确的地方，放到市场的争论上，就会变成做学问不严谨，或者“别有用心”。
事实上，投行们的研究部门与业务部门一般都彼此分隔，但外界终究无法透过玻璃幕墙看清里面的奥妙。一个分析师向外部发表的言论，通常都要经过本人确认，以及投行法律部门的审核；而自身机构的利益，大客户的要求，无时无刻不在影响他们。
谢国忠之所以具有很高的知名度，也是因为他屡屡以挑战职业操守和公司利益平衡的形象出现。就在谢不断抛出房地产泡沫论的时候，大摩也发表声明，说谢国忠的观点只属于个人，不代表大摩。然而，这种坚守在电邮事件发生后已经无法维持，用学者倪金节的话来形容，金融机构的利益、大客户的利益以及学术独立性三者之间，实在是存在着“不可能的三角”。
在这个三角中，分析师们不断地旅行、演讲、争论，重复着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休息五六个小时的生活。陶冬形容，“这也是青春饭。”
这些华人明星分析员
谢国忠
原摩根士丹利
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
陶冬
瑞士信贷亚洲区首席经济学家，
董事总经理
陶冬连续多年被评为亚洲优秀经济分析员，被认为在商业经济学家中以思维缜密见长，说话慢条斯理但逻辑严密。陶冬拥有美国犹他大学博士、经济学硕士学位及北京外国语大学学士学位。在1998年加入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前，陶冬任香港宝源证券高级经济分析师及中国研究部主管。
陶冬曾在一个高校演讲里这样形容经济分析员：“经济分析员是什么？其实就是赚钱工具。我们分析经济、做出报告，既帮客户决策赚钱，也为自己赚钱。我们机构人数不多，但创造的利润往往可以达到一些知名企业的数十倍，甚至上百倍。”此外陶冬还认为，自己作为一个经济分析者的先天优势是，“能把故事讲得既有经济学的内容，又生动有趣。”
张化桥
原瑞银证券董事总经理，中国研究部联席主管
张在中国人民银行计划司工作五年，后到香港，先后在东方汇理、里昂及汇丰证券任职，1998年12月因外币国债事件被汇丰解雇。1999年7月再到瑞银华宝(现瑞银集团)。今年他的头衔变成深圳控股运营总监。
张化桥至今对当初被汇丰解雇的事仍耿耿于怀。他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形容，“当时我感到非常愤怒，我说真话而被解雇，事实证明我对了，今天中国的问题之一便是国际收支不平衡，外汇是太多而不是太少。这件事令我深深认识到，分析员要讲真话，代价多大都要讲。”
胡祖六
胡祖六身兼中国高层宏观政策咨询专家、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央企工委160家特大型企业老总的讲师等身份。
“中国最英俊的经济学家”，胡祖六在33岁时已是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首席经济学家，在此之前他曾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官员。他说非常乐意担当中外金融界沟通的桥梁：“我在国外投资者面前，更多讲中国的前景，而在国内，更多讲问题，讲差距。”自1997年加盟高盛后，中国乃至亚太几乎所有重要的经济会议，胡祖六几乎都有参加。
龚方雄
摩根大通亚太董事总经理，中国区研究部主管及首席中国经济师
龚方雄拥有美国沃顿商学院金融经济学博士学位、费城坦普尔大学物理学硕士学位，北京大学运筹学及经济学硕士学位，以及物理学学士学位。龚方雄在加盟摩根大通之前任职于美国银行长达七年，又于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担任经济师，曾向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提交研究报告及政策建议。他还担任过首席策略师以及全球货币、信贷和利率市场策略部联席主管一职。此前，他曾于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担任经济师，其职责包括向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提交研究报告及政策建议。
龚方雄曾于去年预见央行9月底的加息，今年4月他又提出了有关人民币汇率改革加快速度的研究报告，让全球市场在5月份好一阵紧张。
李慧
里昂证券中国研究部主管
1994年开始从事中国证券研究工作，历任法国东方惠理中国证券分析员及主管，美国DLJ集团中国研究部主管，曾多次在“机构投资”、“亚洲货币”及路透社的最佳中国分析员及研究队伍中当选。
马骏
德意志银行亚洲区首席经济学家
黄益平
花旗亚太首席经济学家，花旗集团董事总经理
黄益平在1987年获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硕士，1994年获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他也曾是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北京大学访问学者、哥伦比亚商学院GeneralMills国际客座教授。
2005年初，谢国忠再次向人们描绘房地产的危机：中国地产市场只是十年前东南亚的翻版，楼市岌岌可危。一位记者还记得谢在上海一个场合直接批评：“你们以为上海的主业是汽车、金融业，错了！上海的主业根本是卖房子！”
在一部分内地经济学家失信于民的情况下，谢国忠的名字，甚至变成了社会良心符号——作为一个分析师、经济学家，谢的角色被赋予了说真话的期望；而在大摩大举进入上海房地产市场的同时，作为大摩经济学家的谢国忠看上去大唱反调，同时也在巩固他在学术研究上的独立姿态。
“基金经理们掌握着4000亿美金，我的预测和报告必须对他们有价值。如果我的评估和预测不合适，基金经理们的反应就不好，我就会失去工作。我说的话，对的要比错的多，别人听我的话才有价值。”
——谢国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