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钜、李泽楷两兄弟皆有“小超人”之称。但后来，“小超人”多冠之于李泽楷。两兄弟相比，泽钜较持稳，泽楷较冲动。泽楷颇具乃父早年锐意进取之风，卫视交易，泽楷名声大噪。他独创事业，似不会秉承乃父衣钵。

美国《华盛顿邮报》1994年1月24日刊出一篇关于李泽楷的文章，开篇说道：

“莫看香港只是个繁荣的小都市，当中不乏自命不凡的年轻才俊。在芸芸众子中，最瞩目而又最惹众人羡慕的，当算是香港首富李嘉诚27岁的次子李泽楷。这位身材瘦小，神情紧张，头发修剪得极短的富家子弟，讲英语时带着极夸张的腔调，使他本身看来像富贵圈中骄纵的小公子。”

李泽楷生于1966年11月，童年时，就随其兄泽钜，在父亲的安排下进长实董事局旁听。李泽楷否认传媒其父从小就教他们经商，他说父亲从不讲如何做生意，而是教育我们如何做人，标准乃是古老的孔孟之道。

不满14岁，李泽楷赴北美读大学预备学校。同学不论出身富家或平民，皆有很强的独立意识。目睹耳染，李泽楷很快习惯了独立生存。父亲去看儿子，发现泽楷假日在网球场拾球赚钱。李嘉诚回港后对夫人庄月明高兴地说：“泽楷学会勤工俭学，将来准有出息。”

17岁时，李泽楷进入大哥就读的美国斯坦福大学，专修自己喜爱的电脑工程。这显然不是父亲的意思，泽钜听从父亲的安排，念土木工程系。若从家族事业考虑，泽楷应读商科、法律等适宜管理综合企业的专业，并与泽钜的建筑专业互补相辅。

李嘉诚尊重小儿子的选择。

1987年，21岁的李泽楷大学毕业。此时，家族在加拿大的事业正轰轰烈烈展开。李泽楷去了加国，却不是像其兄一样打理家族生意，而是进入一家投资银行从事电脑工作，做一名靠工薪度日的打工族。

估计这也不是父亲的安排。李泽楷获得加拿大国籍，这也许又是李嘉诚所希望的。从李泽楷的两次选择，可见他不羁的性格，又可见李嘉诚对儿子的宽容。

1990年，做了4年打工族的李泽楷，在父亲的指令下回港。李泽楷顺从父意，也许是他厌倦了异国打工生涯；也许认为父亲的公司里，更可“随心所欲”，大展拳脚。

李嘉诚并不以为小儿子的实习期已结束，只安排他到和记黄埔做普通职员，跟随行政总裁马世民学艺。马世民则安排他到旗下的和记通讯公司工作，这与他喜爱的电脑工程基本对口。

最初的日子，李泽楷向父亲抱怨薪水太低，还不及加拿大的1/10，是集团内薪水最低的，都抵不上清洁工。李嘉诚说：“你不是，我才是全集团最低的!”李嘉诚从集团支取的袍金才5000港元。

李泽楷安心留下—倒不是以其父为其榜样，而是他看好卫星电视，认为大有作为。

在卫星电视出现之前，香港已有两家电视台，“无线台”和“亚视台”。两台历史悠久，竞争激烈，其间曾冒出个“佳视台”，但开播后第3年，就被两强逐出竞技场。事实证明，在香港弹丸之地，只能容纳两家免费的无线电视台(亚洲电视台实际也是无线台，它们的收入来源于广告)。

鉴于西方有线电视的发展，以及香港电讯的垄断地位，港府计划设立第二电讯网络，并于1988年正式批准。第二电讯网络将提供有线电视和其他非专利电讯服务(如移动电话、无线寻呼等)。

已经拥有非专利电讯业务的和黄集团捷足先登，迅速与英国大东电报局、香港中信公司等集团组成新财团，力夺第二电讯网经营权。李嘉诚看好的是有线电视的广阔前景，有线电视实行向用户收费制，与免费的无线台冲突不大。

1988年2月24日，和黄、中信、大东合组的亚洲卫星公司成立，宣布投资发射、操作经营第一枚专为亚洲提供电讯服务的人造卫星，计划利用中国长征三号运载火箭送入东南亚上空同步轨道。

李嘉诚双管齐下，一手欲夺第二电讯网；一手放卫星覆盖亚洲。1989年年初，港府初步选定有实绩的和黄为第二电讯网的经营者。另一个强大竞争对手，是包玉刚的九龙仓与郭得胜的新鸿基地产合组的新财团。

1989年北京风波发生后，香港再爆信心危机。港府要求的投资承担最低线是55亿港元，方可取得有线电视经营牌照。和黄集团的首脑，在是否在港重点投资上举棋不定。结果，港府转手把牌照给了九仓有线传播公司。

包氏女婿，九仓有线董事局主席吴光正，踌躇满志地向新闻界表示，香港市民将可在1991年1月，享有有线电视共20个台节目服务。到1995年，可提供32个频道。公司最高可提供59个频道。

然而，李嘉诚并未退出角逐。

按亚洲卫星公司与中国航天部的原有协议，“亚洲卫星一号”人造卫星，于1990年4月7日成功发射上天。英国大江电报局区执行董事祁敖透露，连同购买卫星、送入轨道以及保险费在内，成本总计1.2亿美元(约合9.3亿港元)，3家公司各占1/3股权。

“亚洲卫星一号”的原用途是以电话服务为主，由和记通讯负责经营。该卫星共24个转发器，全部出租年租金约2500万美元。而目前的使用率很小，李嘉诚“移花接木”，把未尽其用的卫星改用在刚刚起步的电视计划上。

李泽楷回港不久，正赶上“卫星广播有限公司”(简称卫视)成立，李嘉诚家族与和记黄埔各占一半股权。卫视将向亚洲卫星公司所拥有的“亚洲卫星一号”租用线路，其中和黄又占有该公司1/3股权。

李泽楷对卫星电视抱有浓厚的兴趣，马世民任命他为卫视的董事兼行政负责人之一。

1990年8月，李嘉诚说服港府，放宽有关条例。新条例规定，若使用碟形天线收看卫星电视讯号，只要不涉及商业用途(指向用户收费等)或再行转播(指向无线台、有线台有偿提供服务)，便无须申请批准及领取牌照。条例又规定，只接驳一部电视机的独立卫星碟形天线可豁免领牌；若一座大厦共有卫星碟形无线及室内系统，则需持牌公司安装及操作。

据统计，全港至少有15万座大厦符合安装卫星天线标准。这对九仓的有线电视是个莫大的威胁。

烽烟四起，很难确认谁最先挑起战火。李泽楷不准许九龙仓打进长实系兴建和管理的大型屋村、大厦楼宇安装有线电视；吴光正则禁止安装卫星天线的持牌公司，进入该家族所控的大厦安装碟形天线及室内系统。

显然，两位商界才俊都有靠山。吴光正的靠山是岳丈包玉刚。可这段时期，包玉刚几乎隐居起来。包玉刚逝世后，人们才知他早几年已身患绝症。李泽楷的靠山自然是乃父，很多事李嘉诚不出面，但决策权在他手中。

曾有记者就电视纷争问李嘉诚，他与吴光正的关系如何。一贯滴水不漏的李嘉诚道：“我与包先生是老朋友。”—避开吴光正不谈。言下之意，读者都不难揣测。

1990年12月，卫星电视正式获得营业牌照，但有两个附加条件：一是不可播放粤语节目；二是不得向用户收取费用。

第一个条件，实际上是无线、亚视、有线等三家电视台向港府施加压力的结果。三家的大股东皆有来头，无线有利氏家族、影视大王邵逸夫；亚视有李嘉诚的同乡林伯欣家族、好友郑裕彤家族；有线则是包玉刚与郭炳湘。在商言商，在重大利益上都不肯做谦谦君子。

亚洲卫星的覆盖面从地中海至西太平洋，可为30多个亚欧国家和地区提供电视电讯服务。但卫视的主要市场在香港，香港华人不仅不愿看国语节目，绝大部分人连听都听不懂。不许播粤语节目，等于丧失了香港市场。

李嘉诚父子频频出入港府，要求解除禁播粤语节目的条例。李氏父子还轮番上阵，借助传媒，指责港府规定的荒谬性：一家香港本地注册的电视台，却不准许播放本地话的节目，此乃无稽之谈……

李嘉诚一直以和为贵。他如此“谩骂”，绝非一时冲动。他旨在争取民心，他委托一间独立的公关公司，搞了一次民意测验，接近百分之百的卫视用户都赞成播放粤语节目(外籍用户则希望再增加英语节目)。李泽楷将测验结果呈交港府的文康广播科广播事务管理局，作为修改条例的参考。

和黄、九仓在斗法，到1991年中达到白热化。双方的比拼，基本上和黄处攻势，九仓处守势——吴光正竭力敦促港府，维持有利于自己的条例。而李氏父子，则攻其“死门”，既要港府解除禁播粤语节目的条例，还要求准许向用户收取费用。

九仓向传媒坦言：“根据我们多年的调查，香港这弹丸之地，只能容纳一个收费电视，两个只会造成恶性竞争，两败俱伤。”

对九仓的“善意警告”，李泽楷充耳不闻，欲置敌手于“死地”。其势之锐，比当年乃父逼迫置地有过之而无不及。九仓董事吴天海感叹道：

“政府若批准卫星电视收费，九仓肯定放弃(有线电视计划)无疑。政府若批准卫星电视播放广东话节目，观众的节目选择将大增，对有线电视影响甚巨。除非政府在其他方面给予补偿，如免专利权税等，否则九仓打退堂鼓机会亦大于一切。”

九仓采取哀兵之术，以争取公众舆论和港府有关官员的同情。李泽楷不动恻隐之心，仍穷追不舍。据港府的态度，有可能放宽粤语节目的限制，但只维持一家收费电视。

1991年9月6日版的《壹周刊》指出：“九仓计划竞投的有线电视及第二网络，预算投资额达55亿港元，而和黄的卫星电视计划，投资亦达30亿港元以上。两大财团数十亿元投资的竞争，为了自保及克敌，哪有不出尽法宝力争!”

李泽楷力撼吴光正，已初步达到预期目的，一位评论家说：“李泽楷采取的是进尺得寸的战术，欲借500，则开口1000，否则借500都要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