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的巨商中，据说只有霍英东出行是不带保镖的。他对自己的传记作者冷夏说，“我从来没有负过任何人。”

10月28日，83的霍英东在北京去世，遗下289亿元的资产，他的官方职务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例属“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他之前，去世的香港巨商有东方海外的董浩云（1911――1982）、新鸿基的郭得胜（1891――1990）、环球航运的包玉刚（1918――1991），在今日的香港，出生于1907年的邵逸夫已近百岁，恒基的李兆基已78岁，永新的曹光彪已87岁，金利来的曾宪梓72岁，连当年被称为“神奇小李”的李嘉诚都快到80岁的寿龄了。如若把视野再放到东南亚的半径，则可以看到，台湾台塑的“经营之神”王永庆已 88岁，澳门的赌王何鸿森 85岁，印度尼西亚首富、三林财团的林绍良 89岁，马来西亚首富、郭氏财团的郭鹤年 83岁。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叱咤风云的一代华裔商人很快都将被雨打风吹去了。

一

跟绝大多数的东南亚华商一样，霍英东出身贫寒。在1920年代，香港还是一个偏冷的小渔港，霍英东出生在一艘逢雨必漏的小渔船上，父母终日捕捞为生。他幸运的是，13岁的时候被送进了当时香港英伦政府开办的第一间官立学校，在那里，他受到了全英式的教育。语言与文化的熏陶，使他成为第一批与西方思想对接的华人少年。

他的创业史也是从最底层开始的，他当过铲煤工、机场苦力、地下机车司机，稍稍有了一点积蓄以后，办起了一家名叫有如的杂货店。他赚到的第一桶金便与倒卖有关，抗战胜利后，政府拍卖战时剩余物资，霍英东借了100元参加投标，拍中一套1·8万元的机器，一转手就赚了2·2万元。从此，他的人生就与贸易勾黏在了一起。

霍英东崭露头角是在朝鲜战争时期。当时中美开战，在美国的主导下，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对中国实施全面封锁禁运的决议，内地物资空前短缺。香港作为比邻大陆的惟一自由港，尽管受到英国政府的严厉监控，但是仍然是一条最可能的管道。余绳武、刘蜀永在《二十世纪的香港》一书中记录道，“朝鲜战争给予香港人一个机会，就是暗中供应中国内地急需的物资，有些人就因走私而起家，今天可以跻身于上流社会之中。”1995年，霍英东在接受冷夏采访时，第一次亲口承认了当年的作为，他说自己最早是从贩卖柴油开始的，后来做过药品、胶管等等，但是，“绝对没有做军火生意。”那段历史至今笼罩在迷雾之中，一个可以确定的事实是，当年有众多东南亚华商，或因为爱国或出于牟利，都积极地从事过向中国大陆偷运物资的活动，印尼的林绍良是最大的肥皂和布匹贩运商，而香港的包玉刚和霍英东则因此被美国政府列入“黑名单”。也许正是因为这一段战火情义，这些商人与中国政府结下了深厚感情，为日后的商业往来奠下了基石。

50年代后期，香港步入繁荣期，人口急剧膨胀，商业超级发达，房市、股市“花繁叶茂”，老一辈的港九巨商，其起家大多与两市有关。新鸿基的创始人郭得胜在当年就有“工业楼宇之王”的称号，恒基的李兆基人称“百搭地王”，李嘉诚靠造楼神奇发达的故事更是广为人知。霍英东是最早入楼市的商人之一，他是第一个编印“售楼说明书”的地产商，也是“卖楼花”――分期付款的发明者，正是有了这种销售方式，房地产才变成了一个普罗大众都可以参与的投资行业。在这个迅猛成长起来的大市场里，霍英东纵横跌荡，出入从容，成为盛极一时的“楼市大王”，据称极盛之时，港九百分之七十的住宅房建设与霍家有关。

那是一个让人神往的“香港时代”。整个世界进入二百年以来最长的和平时期，美国经济呈现强大的引导力量，在东亚，中国大陆正陷入计划经济和文化大革命的泥潭之中，日本隆然崛起，韩国、新加坡及台湾等“亚洲四小龙”相继繁兴，便在这种大格局中，香港以它绝佳的地理位置和微妙的政治角色，成为远东最具活力和成长性的自由港口和金融、物流中心。在这个时代里，一个商人的命运往往是水涨船高，而其事业的格局大小，则与他所从事的行业有很大的关系。在三十多年里，霍英东先后涉足香港房产、澳门娱乐业、船务运输等领域，胆大心细，敢于一搏，在水深洋大处造大船，谋大业，自然成就出一番旁人不及的事业。

二

霍英东是所有香港商人中获得了最高政治地位的人，也可能是中国大陆知名度最高的香港商人之一，其得名并非因为财富之巨，而是其对中国改革事业的投入。

东南亚华商的崛起，一个非常显赫的特点是“政商特征”。菲律宾首富陈永栽靠与政府合办卷烟公司而一时发达，印尼的林绍良更是“红*商人”的典范，他在印尼独立战争期间，把一个名叫哈山·丁的独立军领导人在家里藏囤了1年多，而此人正是印尼共和国第一任总统苏加诺的岳父。凭借这层关系，林绍良获得了丁香进口专利权，继而垄断了全国面粉、水泥等行业的专营权。林家资产一度高达１８４亿美元，在1995年名列《福布斯》全球富豪的第六位。新中国建立后，东南亚巨商千方百计与北京拉近关系，当年便有不少商人将子弟送到北京少数几家高干子弟云集的学校读书，试图以此埋下人脉的伏笔。印尼第二大财团金光集团董事长黄奕聪便曾将次子黄鸿年送到积水潭中学读书，此人在1992年组建中策公司，倚靠当年积下的同学人脉，大面积收购国营企业，形成了轰动一时的“中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