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雅：歌
熊晓鸽差点成梨园弟子
口述·IDG全球高级副总裁兼亚洲区总裁熊晓鸽
“你比超女唱的好多了。”去年盛夏，一场肆虐的洪水让我站到了家乡湖南赈灾晚会的舞台上，由于被安排在超女之后登场，一曲唱毕，我便得到了如上的评语。可这样的恭维却着实让我不以为然，超女和我，没有可比性。
我的身材和长相就是个男高音，其实稍微留意一下你就会发现，男高音大部分都是圆脸，男中音都是长脸。你可以将此当作笑谈，但这真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我和音乐界有着极深的渊源，朱里奇夫妇是我的伯乐，谭盾是我哥儿们，吴雁泽是我的老师，但其实我并没有专门学过唱歌，我是自学成才。
小时候，收音机就是我的老师，那时候经常放样板戏，我就在一旁跟着模仿。13岁那年，居然成为我们那所中学里唯一考上地区京剧团的学生。那年头的口号是“唱革命戏做革命人”，对于学校来说，出一个这样的学生也是个不小的荣耀。学校里来做我们家里的工作，希望我能够进入京剧团，虽然我的父母并没有对此表示异议，但在舅舅的强烈反对下，我终究还是未能成为梨园弟子。
说到我的父母，他们的职业与音乐毫无关系。不过附近工厂的叔叔有人喜欢唱戏拉二胡，虽然都是业余爱好，但其中不乏高手。我对音乐的爱好，或多或少也会受到他们的影响。有一个人我不能不提，那就是《浏阳河》的作者——朱里奇。他曾在我们湘潭的一个石棉厂当工人。那时候我刚15岁，进了工厂的宣传队，恰好朱先生的儿子张思哈是我特别要好的朋友，我一下班就跑到思哈家去玩。有一次思哈弹钢琴，拉我唱《红星照我去战斗》。朱先生夫妇在隔壁听到便赶忙跑过来，说：“你音准特别好，音色也不错，应该练唱歌。”那应该是第一次有人发现我的唱歌天赋，给我增加了很多信心。
你不得不承认，音乐就是有这样的力量，可以很自然地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一次我在美国坐出租车，因为赶时间，我只得催促司机开快一点，起初司机表现的并不积极。后来，我看到他的名字才知道他来自前苏联，就告诉他，我会唱苏联歌。没想到司机一拍即合，于是我们两个人就一个用中文，一个用俄语，唱了一路。司机也热情地帮我抄近路，等到下车时，他拒绝了我的小费，给了我一个拥抱，他说：“Youaremyfriend,mybrother.”直到现在我去纽约还经常打电话找他。
还有一次，我和几个投资人一起到颐和园吃饭，出来看到有人唱京戏，我便上前与几位专业人士一起唱起沙家浜的《智斗》，那是我小时候的拿手段落。这下，在场的所有投资人，纽约的银行家都知道了，“HugoisaPekingOperasinger.”
其实真正吸引我的，是声乐的艺术。歌唱家吴雁泽，已年届高龄，可当你闭上眼睛听他唱歌的时候，会感觉他的声音依然那么年轻，那么漂亮。我依然记得自己当年对有吴雁泽出演的《百花争艳》曾经何等痴迷，每次剧院演出都场场不落。
多年以后，我终于得以见到了吴先生本人。那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正值中法文化年之际，吴先生所在的中国音乐家协会正在筹办一场在法国的中国古乐器展览，谁知预算却少了30万，古乐器没有保险费。发运时间迫在眉睫，吴先生心急如焚。或许这便是上天安排的机会，让我在这个时候见到了吴先生，也借机“假公济私”了一把。我对吴先生说：“我愿意提供30万的赞助，但是有个条件，您要教我唱歌。”吴先生哈哈大笑，欣然应允。于是，吴先生便成了我的老师，我的朋友。
后来我在母校湖南大学捐资设立“演唱中国歌曲奖学金基金会”,曾经有过用吴雁泽的名字命名的想法，因为我相信，在很多地方都有像我当年那样迷恋吴老师这样专业唱法的歌手，或许我不会有机会成为一名真正的声乐演员，但我愿意看到自己曾经的梦想在别人身上实现。
风雅：画
张宝全理想的生活模式
口述·北京今典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张宝全
虽然房地产给我带来了令人羡慕的财富，但如果要让我在地产商和艺术家这两个身份之间选择一个，我会选后者。当然，这要在能排除掉一切干扰的情况下。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不需要吃饭的艺术家。
至今还记得我中学时代的美术老师殷木吕樵。他是镇江的一位画家、书法家。
小时候我特别喜欢搜集“洋画”，就是当年的小孩常用来拍着玩的那种，上面是用中国画的笔法画的各种动物。上中学的第一堂美术课，老师让我们画一张版画，内容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画完后我觉得看起来有些呆板，就比照着“洋画”，用毛笔把它改成了中国画。第二天，殷老师很兴奋地到我们班上，问谁是张宝全，然后就让我领头成立一个美术小组。
然而，这样一位深谙书画之道的艺术家，也不得不在生活面前低头。因为曾经是国民党少校，“出身”不好，所以殷老师一生都在小县城里当老师，生活过得很拮据，但他很少向别人求助。只有一次，在我中学毕业后当木匠时，有一天去看望他，他好像要跟我说什么，但半天都没说出口，后来还是和师母两人互相补充才说明白，是想跟我借10块钱。
那时10块钱不少呢，我那时一年才能拿60块钱，不过这60块钱是我们家的主要经济来源了，每次领了钱后我都直接交给母亲，自己每天只从母亲那里领一毛钱吃午餐。所以我还不敢马上答应，说要回家跟母亲商量一下。母亲马上让我把这10块钱送给老师，就不说什么借了。
想起这件事我就觉得心酸，一个毕生追求艺术精魂的知识分子，为了10块钱，不知道要在内心做多么艰难的思想斗争。
在我下海之前，是比较喜欢从事艺术文化的人，但当我发现因为钱，很多我想要的东西不能实现的时候，我就开始从憎恨钱，到想征服钱。刚下海的时候，我只是想赚50万，然后用这笔钱做我喜欢的艺术。
艺术家和商人的相同点是敏感，不同点就是浪漫和风险。艺术家有浪漫气息，但缺乏对风险的分析，埋头苦干往往会吃苦头；商人善于规避风险，但一定程度上缺乏灵感，而二者的结合，才是理想的模式。
一个人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最好，做自己喜欢的事又能赚到钱更好。其实，无论是做艺术家还是做商人，风险与机遇都随时存在。关键是，风险过大的时候何必逆风而行？委曲求全有时候比慷慨前行更重要。比起那些还在宋庄挣扎着的画家们，我的事业与梦想能够齐头并进，不是更好？
风雅：围棋
陈沛淡定在黑与白中
口述·中国搜索总裁陈沛
我的启蒙老师就住我家楼上。那时一到寒暑假，他把院里的小孩召集起来，在体校办个围棋学习班。我学围棋，其实就是那会儿的科班培训了。
上大学后拿了两届的围棋冠军，后来参军到了四川，又代表部队参加全军的团体比赛，再后来，我到了北京参加比赛，成为围棋业余五段。当时业余棋手定段位不像现在一样可以直接定，我是经过比赛打出来的，12个人，要赢9个才能被定为五段。
五段是北京能授予的最高段位，也是我围棋生涯的顶端了。其实，我也想过成为职业棋手，但那意味着成功的道路更狭窄，因为一个职业棋手如果拿不到全国冠军或者世界冠军，就是很不成功的。我还是有自知之明，要打到六段以上就能参加全国比赛，我基本上没什么机会，所以就放弃成为专业棋手了。
不过当时有个棋友跟我说，你这棋要是不去打比赛那太可惜了，他主动推荐我去比赛。我想想也是，下棋总得有个目标吧，于是计划三年内打进北京前十名，可我运气比较好，在定了五段的第二年就拿到了北京冠军。
那是1990年前后的事儿，比赛刚开始我就顺风顺水的一路过关斩将，再加上有两三个很厉害的棋手没来参赛，所以我意外地闯进了决赛。决赛那盘棋让我印象很深，对手也是个五段，基本上是势均力敌，下得很艰难，最终我以半目的最小优势赢得了比赛。虽然拿冠军有些运气的成分，但还是很兴奋，不管怎么说这是我吹牛的资本啊。
自从做了互联网，我就很少下棋了，因为太忙，这个产业把你逼到天天要工作的状态。围棋是动脑子的活动，不能白天工作累完了，晚上还动脑子下棋。再加上下到我这种程度，棋友就少了，有人找我下棋，我的规矩是一般三段以下不下，因为水平差距太大，也容易降低我的棋艺。我不像有的人只是把围棋当作消遣娱乐，输赢无所谓，我的习惯是每盘棋都要认真下，所以我不太在网上下，因为太草率。
人生如棋局。围棋能不能下好，要很准确地洞察对手的意图，事先做好准备，如果你不能判断对手下两步要在什么地方落子，那你可能就会输掉。做企业的道理是一样的。
我更喜欢把围棋当成一种哲学。围棋的黑白两子，用最原始的东西构造出最复杂的变化，比如大小、强弱等，就像计算机世界中的0和1一样。有时候局部的退让可能是全局的妙手，形势每时每刻都在演变，指令也要随时进行调整变化。
围棋中有种叫“棋巾”的关键子，如果有人要吃掉我的棋巾，那想都不想，应该赶紧跑掉。当你发现有些事情重要到不做不行的时候，就不要思考了，马上去做。一个企业的决策者不能等到所有的前提条件都具备了，才去作决定，那会错失掉很多的机会。互联网是一个全新的行业，没有人可以把他看清楚，所以你更不可能看清楚以后再作决定。
在很大程度上，下围棋对我的思想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过程。它让我习惯于竞争，别人可能会以为我压力很大，但实际上我很从容淡定；而另一方面，没有人从一开始就赢棋，人们要从以往失败中找到教训，在新的棋局中避免失败。
还有一点让我感悟很深的是：别人的优势不重要，优势是可以转变的。局面处于劣势的人总会睁大眼睛，寻找对手任何的漏洞，然后扭转局势。
风雅：诗歌散文
谢强长白菜萝卜只要我愿意
口述·北京兼天津富力地产董事长谢强
大约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那段时间里，喜欢文学是当时人们的一种时尚。那个时候，写诗的人很多，顾城、王小妮、舒婷、北岛、海子……而正值风华少年的我自然也对诗歌散文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不过，我第一篇正式发表的作品并不是诗歌散文，而是一篇短篇小说，描写一个油库库长如何较尽脑汁，防止小偷偷油的故事。那是1979年，我刚上山下乡归来，有了一些生活体验后，对文字的兴趣愈发昂然。这个短篇发表在《陕西日报》上。
从那时开始，我陆续在《西安晚报》、《陕西日报》发表了不少的作品，文字真正成为了我的理想。贾平凹和陈忠实的处女作也都是在《西安晚报》上发表的。我虽然只是个业余作者，但也经常受邀去工厂、学校，激情澎湃地给工人和学生们讲散文、诗歌的创作。其实，那是一种风潮。
一个时代的开拓，必然先是思想上的开拓。
1988年是我人生的一次重大转折，我去了海南。那是个奇特的地方，这边写着防火、防盗、防特务，那边是改革开放吹进来的风花雪月。
刚去的时候，什么都没有，铺上席子就躺下睡了。后来《海南开发报》的一圈哥儿们，都是文学爱好者，晚上没地方睡，就住他们那了，巴掌大的地方三四个人挤着，我就住床底下。有一次，哥儿们回来往床上泼水降温，结果熟睡中的我被浇了个透，还以为自己掉进海里了。
后来，《海南日报》考试，我就带着自己的作品去了，也正好碰到过去在航天部的老领导，他跟我说，你这水平肯定没问题。就这样我进了《海南日报》，不过时间不长，老领导跟我说，你过来给我当秘书吧。1989年8月底，我去了海南省政府办公厅，给常务副省长当秘书。
但我发现自己不合适当秘书，自我意识太强，虽然表面上伺候人，但心里却很散淡。领导叫我去国外出差，我就想法不去，他去趟德国，我就跑到峨眉山，写了12篇散文。等他回来，我正在《海南日报》上发自己的文章，还是觉得要写自己爱好的东西。我对文学一直是非常钟爱的，直到现在也是如此。
1988年到1995年，是我的创作高峰期，这七年里写了好几百万字。海南那地方，青春、阳光、眼泪、爱情、大海、思潮……创作的元素都齐全了。我在一篇散文里写道：这是一个见了它烦它，离了它想它的地方，既有椰风蕉雨、海水阳光，又让人常感酸楚。它像是远离大陆的一只船，漂在大洋里，感觉奇妙但缺乏归宿感。对于我这样一个祖居古长安的人，从一个黄色文化的地方到了一个蓝色文化的地方，每天太阳的暴晒，心灵的孤独，这种落差其实很大，所以就通过文字来抒发。回想起在海南的那段时间，也是我生命的黄金时期，从政当官、写文章，也有很多酸楚至今难忘。
但我还是离开了海南，来到北京，那是1995年底，也是我人生的又一个转折点。当时，我老父亲生病住院，可我身上只有5000块钱，还计划把孩子送出去。文人可能都是羞于向人借钱的。面对卧在病床上的父亲，我反复问自己，写小说你写不过贾平凹，当记者你赶不上范长江，不赚钱以后怎么办呢？思前想后，掂量再三，我决定下海从商。
后来，和尤小刚聊天，他觉得我在海南的经历不错，让我写个关于海南的电视剧本，我就和写了《外来妹》、《福贵》的谢丽虹一块写了22集的剧本，名叫《潮涌海之南》，尤小刚付了我几万块钱的稿费。这是我平生做文人最大的一笔收入了。我想着不再回海南了，就把那边的工作辞掉，琢磨着一边写本子，一边准备做别的行当。
正好，北京当时有好多海南来的朋友做地产，后来就跟他们干了。1999年，珠江的老板邀请我加入，三年之后我又到了现在的富力。
去年，因为天津和北京公司在运作过程中，我开始对集团文化进行思考，所以又提笔写了些东西，用了半年时间，期间累了，就写点散文调剂一下。其实，文化要和别的东西结合起来才会产生无限的力量。任何一种经济行为，最终是要归结到文化上，任何一种经济行为没有强大的人文精神作为背景和支撑，也做不大。
虽然钟爱文字，但我从来没想过要成为多大的作家，就是想自己弄自己的园子，就自己的这块地，长白菜，长萝卜，只要我愿意。我这人就是这样，有理想，但欲望不是很强烈，包括对金钱和名利。我喜欢散淡一些的东西，写散文都是信手拈来的，这也是性情使然，我要追求自己的东西，写一些有感悟的，对自己心灵有撞击的东西。
也许有一天，我闲下来，我一定会写一本关于地产圈的长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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