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跨国公司相比，浙商赖以生存的融资、效率、模仿等所谓优势几乎荡然无存，在公司治理方面的先天缺陷日益暴露

浙商内心的恐惧

最近半年来，曾经风光无限的浙江商人，关于“外资并购”事件的表现耐人寻味。

半年前，由浙江爱仕达牵头的六企业联名抵制法国SEB并购苏泊尔(28.48,0.26,0.92%)合资案，早已在业界闹得沸沸扬扬。

2006年8月，苏泊尔(002032)发布公告称，公司与法国SEB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SEB最多将持有苏泊尔61%的股份，如果协议顺利完成，那苏泊尔将成为外资控股企业。

几天后，苏泊尔的老对手——浙江爱仕达率先“发难”，称SEB通过苏泊尔进入中国市场后，将产生行业垄断局面。随后，沈阳红双喜等国内另外五家炊具企业纷纷响应。六家公司在北京发表《关于反对法国SEB集团绝对控股苏泊尔的紧急联合声明》，共同抵制苏泊尔并购案。在联合声明中，六家企业做了言之凿凿的假设:1.如果法国SEB集团绝对控股苏泊尔，将会垄断中国相关产品市场;2.一旦这种并购成为事实，目前行业良性竞争格局将变为以价格战、广告战等为先导的恶性竞争。声明请求国家有关部门高度关注此次并购给整个炊具行业带来的严重后果，尽快、果断叫停该并购行为。

无独有偶。2006年12月，当德国施耐德电气和浙江德力西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之后，不安的情绪在浙江温州市柳市镇开始逐渐弥漫起来。柳市是中国著名的低压电器之都，低压电器产品占据了50%的中国市场。

几天后，德力西的老对手——浙江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将炮口对准了这次并购，高调呼吁警惕外资产业垄断。南存辉向媒体呼吁:“政府一定要看清楚，跨国公司跑到这个乡下地方来干什么？它的目的就是垄断，在低压电器领域高、中、低端通吃！跨国公司惯于用标准、专利、收购、诱惑、威胁、污蔑等一切手段来达到目的。”

与南存辉激烈的情绪表达方式相反，浙江省和温州市的相关领导都对这次合作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引进施耐德电气这样的世界500强企业对于当地经济来说，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德力西与施耐德的合作，将会引发新一轮的创新和技术进步的竞争，这是政府愿意看到和提倡的。从当地政府的角度看，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机会，对于温州民营低压电器企业是一次新的发展机遇。

事实上，在此次“炮轰事件”之前，正泰集团与施耐德曾有过长达10年的耳鬓厮磨。10年来，施耐德多次提出收购正泰股份组建新的家庭，并且一再降低嫁娶标准，但均遭到南存辉婉拒。10年等待成为泡影之后，施耐德被迫移情别恋，并最终迎娶了正泰的“昔日情敌”德力西。

与正泰集团炮轰“前男友”施耐德相似，2007年1月，杭州汽轮力阻西门子武汉合资事件，再次引起媒体对浙江商人的普遍关注。

1月25日，杭州汽轮动力集团通过媒体“公开发难”，指责“西门子与武汉长江动力的合资别有用心”，涉嫌行业垄断，可能危及国家产业安全。据了解，在公开反目成仇之前，杭州汽轮、西门子两家中外企业已经持续合作了30年。30年的爱情修炼，并没有换来同床共枕，双方于2004年终止“恋爱关系”。分手的原因与“正泰、施耐德”如出一辙:西门子提出组建由其控股的合资公司，而杭州汽轮坚决不同意。

这一系列的由“浙商”牵头“炮轰”外资并购事件，让许多关注“浙商”的人浮想联翩。曾经风光无限的浙江商人，为什么近来表现得如此急躁和不安？外资并购是否意味着“浙商的冬天”即将来临？

流失的优势与先天的缺陷

许多行业观察人士研究发现，这一系列的炮轰事件背后，那些率先发难的企业都具有以下4个方面的共同点:

其一，都是行业三强。爱仕达是炊具行业排名第三，正泰是中国低压电器领域第一，杭州汽轮则多年来位居中国汽轮发动机第一。

其二，都认定外资并购后将发起价格战绞杀对手。未战先怯，是兵家大忌。而近来浙商自乱阵脚的糟糕表现，的确暴露着他们孱弱的心理。

其三，都指认外资并购涉嫌垄断，危害国家产业安全，希望政府出面制止。他们的手法如出一辙，声音里都带有如临大敌般的颤抖，就像那些被变故吓坏了的孩子，惊恐的目光里渴望得到大人的庇护。

其四，都把自己定义为民族工业，维持目前市场格局，即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

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最近20年里，浙江商人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鲁冠球、宗庆后、马云等等，活跃的“浙商”迅速成为中国众多经济领域的佼佼者。

更多关注浙商崛起的学者和业内人士，将浙商崛起的原因归结为:吃苦、敢干、眼光独到等主观因素。抛开主观因素，浙商的成功还与以下客观因素密不可分:

融资环境。早期的浙江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并不比其他省份宽松。由于受到信贷体制的歧视，它们同样无法从银行贷到钱。那些急需资金发展的企业为了生存，便从亲朋好友处借贷。这种独特的民间资本拆借由于顺应需求，一开始就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很快，许多地方成立了这种类似于基金会的融资团体，专门帮助那些需要资金支持的人，以牟取资本收益最大化。浙商的融资环境随之变得宽松，变得生机勃勃。

效率优势。做企业，小有小的好处，大有大的道理。企业小意味着流程短、人员少、调整快、效率高。在“国营对国营”、“民企对国营”的竞争环境下，浙江商人将一个小公司的效率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许多企业得以快速成长发展。

模仿能力。浙商的模仿能力无人质疑，假冒伪劣多出自浙江就是一个反证。

在浙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快速发展壮大的20年里，中国也在一步一步走向世界，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与跨国公司相比，浙商赖以生存的融资、效率、模仿等所谓优势几乎荡然无存。即使与国内的企业相比，浙江企业早期的组织优势也在逐渐减弱，有些甚至已经成为企业发展的弊端。这些弊端包括:

家族化管理。这种以血缘关系凝结而成的组织结构管理模式，在企业刚刚起步之时往往显示出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但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家族人员的知识、视野、管理水平常常不能适应新的需求。而中国职业经理人制度不健全，用人环境不规范，使得民营企业很难找到真正适合的人才，因而在人才选拔上瞻前顾后、缩手缩脚。

战略规划匮乏。更多的企业存在严重的投机心理，战略规划模糊不清，企业战略摇摆不定。在一个行业里取得短暂优势，便盲目扩张消耗资源，往往在企业真正需要的研发、打造核心竞争力方面缩手缩脚，最后失去竞争优势。其实，战略规划常常反映出一个企业的组织智商。

技术缺失。在模仿为主的企业发展背景下，对创新技术的漠视便顺理成章。而企业模仿大多属于比较低级的模仿，即模仿的只是形似，而无法做到传神，更不要说创新。消费者对产品的付费规律仍然是:对创新的新技术和新产品愿意付高价，而对优质但雷同的产品付低价。没有创新技术和新产品，企业必然失去持续发展的动力。

商业的卧薪尝胆

最近半年来，曾经风光无限的浙江商人“草木皆兵”的糟糕表现，也许可以让更多的中国企业意识到:新一轮的外资并购浪潮已经来临。但是，那些曾经寄希望于国家行政干涉的、做出行业垄断、甚至威胁国家安全的论断，显然并没有得到国家权威部门的认可。

2006年8月，商务部就曾发文指出，中国还没有一个行业真正被外资企业垄断。以某个领域外资所占市场份额大，就判断该领域被外资“垄断”，这种判断有两点失误。首先，同一行业内的外资企业之间也存在竞争，不应当把一个行业所有外资企业加在一起作为一个市场竞争主体来判断;其次，市场份额集中是垄断的条件，但不等于垄断。因为垄断是市场竞争主体运用其市场优势地位限制竞争，判断是否垄断主要看这个企业是否运用其优势地位限制竞争。

文件同时指出:随着改革开放步伐加大，那些被国家政策限制的行业应该允许外资、民营企业进入，这对中国的产业安全更有利。不能因一个企业或者一个产业在市场竞争中遭遇困难，就把问题上升到国家经济安全的高度，这样做往往会使某些企业以国家经济安全为名行企业保护之实。

保护，并不能促进行业的健康发展，却时常阻碍技术创新，从而使整个行业丧失发展动力。人类文明演变，已经反复证明:文明常常因纯洁而消亡，文化往往因杂交而强盛。

被历史学家称之为“世界五大文明之一的埃及文明”过早地消亡，早已为我们提供了注解。在远古的多次游牧文明对农耕文明的大冲击浪潮中，埃及文明由于它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而免受冲击。而爱琴海、两河、印度河、黄河流域的文明则由于外族入侵而饱受灾害。这件事在当时看来好像是埃及的幸运，其实却是埃及的巨大不幸。20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汤比指出:埃及文明的过早消亡，悲剧就在于它的纯洁性，正是这种纯洁性使得埃及文明很早就丧失了发展动力，在两千多年以前就已经死掉了，成为一具文明的木乃伊。

一如舒适的环境往往不能繁衍出生命力强的物种，品牌和竞争力绝对是严酷环境的产物。在逐渐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中国企业的生存和竞争环境相对温和。在“国有对国有”、“民营对国有”的竞争游戏中，效率、融资和模仿，往往成为胜利的关键因素。温和的竞争环境使得中国企业的发展动力减弱，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一直以来，中国很多企业陷入了技术上的空洞主义和研发上的拿来主义，在最终导致企业整体竞争实力逐步下降的同时，也陷入了缺技术、轻研发、重抄袭、全拿来的经营和成长怪圈。尽管如此，同业内竞争却仍非常善于打价格战，试图以此来遏制竞争对手的发展，拖垮别人，而结果是大家在消耗别人实力的同时，牺牲了社会资源和顾客利益，也把市场机会拱手让给了国外企业，从而影响了整个行业自身的健康成长。

也许，与我们一水之隔的日本、韩国企业的成长经历，可以给我们一些启迪。索尼、三星等日韩企业在本国市场的生存环境远远比中国企业复杂残酷。因为国内市场狭窄，所以它们不得不一开始就具备国际视野，立足到国际市场上去打拼，并且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体现在独一无二的产品上。日韩企业深知，技术是企业生存之根本，用创新技术为消费者创造独一无二的产品和性价比，是企业发展的唯一路径。因此，它们格外看重新技术，甚至不惜举巨债搞科技攻关。而中国的企业似乎比它们幸运，中国宽阔市场孕育的众多机会，使得中国公司只要制定一整套品牌渠道发展战略，保证在广告上持续投入，而不需在研发上动真格的，就可以坐拥市场的无限风光了。

最深刻的敌人，不是你的竞争对手，而是企业的眼前利益。一锤子买卖就能使企业赚得钵满盆溢，谁还会去花上十几年的积累去搞以技术为本的创造！当投机取巧成为一种思维，当轻研发、重抄袭成为一种习惯，整个行业的悲剧也就随之而来。思维和习惯是一种最强大的力量，它有一种惯性，驱使一个企业和企业家往明知错误的方向走。思维和习惯不改变，被收购或者消亡是迟早的事，也是注定的事。

与今日跨国公司大举压境的情形相似，浙商的先祖，2500年以前的越国在同一片土地上，却给出了完全相反的答案。

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虎视眈眈，屯兵于吴越边境，伺机吞并弱小的越国。面对吴国大军压境，越国上下臣服吴国之声渐起，以大将军石买为首的“主降派”甚至断言:与吴国交战，是置百姓于水火，犹如以卵击石。在江山未稳、人心不一的情况下，越王勾践启用楚人范蠡、文种，率众迎敌。勾践派敢死队自杀于吴军阵前，趁吴军惊恐慌乱之际率军突击，吴军大败。吴王阖闾被越国大将灵姑浮击伤脚趾，命丧于逃亡途中。这就是“　李之战”。

一个真正富有竞争力的可以和跨国公司同台竞技的企业，不是政府保护出来的，也不是仅仅依靠模仿就具备持续竞争能力的。全球一体化时代已经来临，世界正在变成一个大舞台，昨天的成功已如过眼云烟，昨天的经验也许不值一提。要想在这个大舞台上立足，三脚猫的功夫远远不够。如果不能制造出性能优良的产品，不能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不能拥有核心竞争力，眼前的繁荣都是暂时和虚假的。

有人预言，2007年，将成为一个风起云涌的外资并购年。面对汹涌的外资并购浪潮，真正可怕的不是眼前一城一池的得失，而是中国本土企业创新精神的萎缩，以及企业家光荣与梦想的不复存在。

跨国公司大军压境的现实，也许会让更多的中国企业改变原有的思维和习惯，更多地关注企业的长远利益，更快找到自身的核心竞争能力，更快地在新一轮的产业升级和技术更新中找到自我，重新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荣和梦想。若如此，才真正是于企业幸甚，于国家幸甚，于民族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