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歇根湖畔细雨如丝，一辆中巴的到来打破了午后的宁静。

在一座豪华养老院的门口，白色中巴停下，一群西装革履、黑发黄肤的人在雨中穿行。

顶层37楼，一位长者正在等待他们的到来。他的银发日渐稀疏，但黑呢西装配上带红点的黑色领带，让他看上去十分精神。如果只听他的声音，你绝对想象不到他的真实年纪。

数分钟之后，那十多位来客一一落座。老人用清晰而又饱含磁性的声音欢迎这些他一直感兴趣的人。他说:

“你们可能以为，你们是来向我学习的。但是，你们来这里，却让我有机会向大家学习。中国过去30年的变化，是我所不敢相信的。”

老人对中国的印象来自13世纪马可·波罗的游记，以及他有名的华人学生——张五常。他就是当今美国经济学界泰斗，罗纳德·科斯(Ronald H. Coase)。

科斯出生于1910年，现年98岁。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他在199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学说在中国广为传播，坐在他面前的这群来自浙江的中国商人中，就不乏科斯的信徒。

拜访科斯，只是浙商代表团访美行程的一小部分。他们在芝加哥待了5天，之后在华盛顿进行了为期3天的一系列会晤活动。

这是中国民间商人第一次自发地、有组织地前往美国展示自身形象，以便让白宫的政治家得以了解不断被卷入贸易摩擦的中国制造业的真相，包括中国市场经济的状况、政府补贴、产品安全和知识产权等热门领域。此次活动同样由一家民营企业杭州通衡文化传播公司牵头组织。

密歇根湖畔访科斯

在拜访科斯之前，这群浙江商人已经在芝加哥大学进行了数场论坛。对话都是在浙商与芝加哥大学的著名教授或院长之间进行。

在4月11日于芝加哥商学院举行的商务论坛中，浙商代表团成员之一，康恩贝集团董事长胡季强介绍了自己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历程。

他说，22年前，当他开发出以植物花粉治疗前列腺增生的药物时，中国还没有知识产权保护的概念，“当时我们无法申请专利”。

“1986年就有三家企业仿制，当时每个省都有药品审批权，因此我们无法保护自己。到1987年，根据中国的商标法，我们把产品注册成商标，这个商标就变成我们独有的了。”

“但专利还是没法获得保护。直到1993年中美知识产权谈判后，化合物也可以作为专利注册，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胡季强的药物曾遭到8家企业模仿侵权，但这段漫长的历史，正是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发育和完善的过程。“从我们集团的发展可以看出，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一直是在进步的”。

在座的学生和教授们不时点头，或发出会心的笑声。

而在科斯家中，浙商们成为科斯主动关心的对象。

科斯的疑问往往是一般西方人都有的。比如，同样有着大量外来资本和廉价劳动力，为什么是中国而不是拉美获得了世人瞩目的经济奇迹？

在座的丝绸之路集团董事长凌兰芳回答说，“因为中国的劳动力是性价比最高的”。

当科斯知道这群人中，有他特别感兴趣的温州商人时，又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从一些论文中看到，温州曾是低劣产品之乡，现在却可以发展出很多高质量的产品。为什么？”

在温州长大的万科南都总经理王海光说，“温州的产品质量曾经比较差，这是事实。但其质量提升之快，外界也是看不懂的。”

凌兰芳补充道，“这恰恰是您的科斯定理所能解释的。”

“您讲过，只要产权明确，资源配置最终会得到最优。温州正是因为产权关系明确，所以资源配置速度加快。”

“这正是中国发展的奥秘，也是科斯定理的伟大之处”。

当这场会晤进行到一半时，科斯突然主动提出，“中美贸易当中，大家遇到了哪些问题？关于中国，我需要了解更多情况。我可以写些文章，希望能够帮助大家。”

罗纳德·科斯是当今仍然健在的，美国经济学界为数不多的宗师之一。在美国政界、商界、学界都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力。

与白宫反倾销主管面对面

如果说科斯的文章将令人期待的话，接下来的华盛顿之行让这些浙江商人们有了与白宫的官员、政客面对面沟通的机会。

4月14日，他们前往华盛顿的E街，拜访了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前来接待的官员为此专门印刷了带有中文的名片。

这位官员与中国的外贸企业息息相关。他分管ITC中最重要一块职能，即针对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的调查办公室主任——柯鲁班(Robert Carpenter)。

在将近两个小时的沟通中，柯鲁班有问必答，即便是一些在其个人权限范围之外的问题(例如关于反倾销价格的裁定问题应由美国商务部负责)，他也以个人身份给予解释。

当柯鲁班说，出口退税也可以被视作补贴时，浙江商人们耐心地解释，出口退税不能算作补贴，并详细解释了中美税制的差异。

浙商们希望柯鲁班相信，自己所在的纺织、制药等行业已经完全处于市场竞争状态，仍然以非市场经济地位决定这些行业的反倾销调查并不科学。

对于这类问题，柯鲁班都给予了善意的回应。(详见访谈)

4月15日，浙商们受到美国财政部特使霍尔默(Alan Holmer)的欢迎。霍尔默是中美经济战略对话的特使，两个月后，华盛顿将举行第四次中美经济战略对话。

在这样一个微妙时刻，霍尔默对浙商代表团的来访释放了足够的善意。

在当天举行的欢迎午宴上，霍尔默拿着一份4页的讲稿发表了45分钟的演讲。他做足了功课。

在开场白中，霍尔默说他对浙江充满活力的、自给自足的民营经济印象深刻。他甚至提到了南宋时期兴起于温州的“永嘉学派”。

永嘉学派与程朱学派的明显区别在于，反对空谈心性，注重“学以致用，见诸事功”。其集大成者叶适认为，国家的一切“命令之设，所以为民，非为君也”。

霍尔默在演讲中认为，“永嘉学派”的影响延续至今，该学说认为政府应该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提供服务，而非主导这一过程。

国会山上解释“盗版”之争

4月15日这天上午，浙江商人们还见到了美国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的官员。在与霍尔默的午宴中，亦有一批美国财政部工作人员出席。

到了下午，浙江商人站在霍尔默曾经站过的讲台上，讲述自己所亲历的知识产权等热点问题，背后是中美两国的国旗。美国之音等一些媒体亦到会采访。

4月16日，代表团经过复杂的安检措施后进入了美国参议院办公室大楼。在参议员Orrin G.Hatch的办公室中，Hatch的法律顾问Matthew L. Sandgren与代表团进行了沟通。Orrin G.Hatch是美国国会司法委员会下知识产权委员会的顾问。

Matthew L. Sandgren告诉浙江商人们，美国希望能够修订国际贸易中关于知识产权方面的条款。他告诉本报记者，这么做是因为，“微软、甲骨文等美国大公司经常到我们这里来抱怨中国的盗版问题，并要求国会采取措施”。

代表团中的杭州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解释说，“我们和微软、甲骨文都是战略合作伙伴，每年为了使用他们的软件就需要付几十万元”。

Matthew L. Sandgren频频点头。

胡季强进一步解释说，“我们公司的研发机构下就专门设有一个专门检查是否侵权的部门”。

Matthew L. Sandgren笑着说，“能听到这个很高兴，我要来为你工作”。

职业公关操作的商业外交

还是在4月15日早晨，另一场封闭论坛中，一位在美国从业20年的反倾销律师忠告浙商，“就我了解，在奥运前后，又是美国的大选年，中美贸易会不可避免地成为焦点。各位任重道远。”

这位资深律师警告说，两国的贸易关系可能有如过山车，“各位要系好安全带”。

如此说来，浙商代表团的这次活动恰逢其时。这场自发的民企外交活动之前已筹备了两年。

两年前，杭州人梁晓玮与科斯的助手王宁博士在杭州见面。之后梁晓玮自己注册了一家名为“通衡”的文化传播公司，以此运作浙江商人前往美国游说。

那时，梁只是模糊地设想，应该让美国官方和学界了解到一个更真实的中国。他与设在美国的三立国际有限公司进行商业合作。

三立国际是活跃在华盛顿、负责安排与美国政界接触的众多职业政治公关公司之一。在国会山外从事院外游说的职业公关号称华盛顿的“第一产业”。三立公司通过华盛顿一家名为The Global Business Dialogue的合作机构出面邀请美国官员和议员，创造沟通的机会。

与以往单一的官方交涉相比，民企出面游说更为灵活，由商人讲述自己的创业史总是显得更为可信并富有感染力。

在外交界中，关于多轨外交体系中均会提到，在一轨(政府外交)、二轨(非政府、专业人士)、三轨(商业外交)、四轨(平民外交)中，中国民营企业的外交可以视作三轨与四轨的结合体。

民营企业主在华盛顿既受到商业机构的青睐，同时也具备和平民一样的亲和力。甚至有可能在不久的未来影响到华盛顿的政策取向，显示出其积极的现实意义。

三立国际副总裁黄少波评价说，“其实现在华盛顿非常缺合适的中国人走上讲坛。美国人对中国很感兴趣，但以往那种照本宣科的方式，美国听众已经越来越不买账了，听众也越来越少”。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浙江商人自费前往美国沟通，是值得钦佩的”，黄少波说。